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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研究论文 一、研究回顾 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作用已日益为国内外研究者所关注。早期研究FDI对东道国经济，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作用传导机制主要以发展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强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资本积累作用，如Rostoan(1994)、Imbriani Reganati(1997)等。然而，FDI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假设检验结果则要复杂得多。Blomstrom Persson(1983)、Blomstrom(1986)、Blomstrom auro 1995)这类因素同样起着重要作用，从而大大拓宽了吸收能力所涵盖的概念范围。Alfaroetal(2000)则认为东道国的金融市场效率是影响其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由于东道国内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必须要为利用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支付一大笔初始的固定成本（包括学习费用、谈判成本、购买关键技术以及设备的费用等），因此东道国内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将决定创业者是否能在有效时期内获得贷款以支付这笔固定成本。Markusen Vanables(1998)用具有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与东道国内部门的链接效应(Linkage Effect)来考察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如FDI带来的国内企业的规模经济、互补性技术的发展等等。Goldsmith Sporleder(1999)则在Markuseal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从“前向链接(Forer 1990,Grossman Helpman 1991,Barro Sala-i-Martin 1995)。Borenszteial考察的重点是资本品，尤其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如下的消费品生产函数： Y,t=AHα,tK1-α,t (1) 其中H代表人力资本，K代表物质资本，从上式可以看出资本积累实质上是资本品种类的扩张。其次，Borenszteial假定国内企业吸收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必须支付吸收成本F。F取决于下面两个因素：①东道国外资企业数n*与其企业总数N之比n*/N，②东道国企业总数N与投资国内生产资本品的企业数N*之比N/N*。这两个比值近似代表了初始的技术缺口，而技术缺口又决定了吸收成本F。因此，我们有： F=F(n*/N,N/N*) (2) 且，即n/N*比值小，说明目前到该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少，国内由于缺乏向技术先进的外资企业学习机会而导致初始的技术缺口很大，因此国内企业也越有可能利用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 假定国内市场对于内、外资企业都是自由进入的，引入拉姆齐模型的跨时消费效用决策方程式，由跨时消费效用最大化Borensztein et al构建了如下增长方程式： 附图 其中g是经济实际增长率，初始的技术缺口由n/N、N/N*这两个比值来度量。此外，A、H分别代表东道国的技术产出率及人力资本存量，σ、ρ是与跨时消费决策有关的两个指数。 以Borensztein et al的理论模型为基础，我们发现，如果用FDI来表示上式的n*/N*，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实质上体现在两方面：首先，FDI度量了新的资本品被引入的数量，即资本积累效应；其次，从上式我们不难看出，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东道国内人力资本存量越丰富（H值越大），FDI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就越显著，即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越明显。 为了比较流入中国FDI的资本积累效应与技术外溢效应，我们建立了如下的回归方程式： g=C,0+c,1FDI+C,2FDI×H+C,3Y,0+C,4A (4) 其中Y,.freelmy一项回归系数为正，且数值高达40.55，虽然由于不同回归系数相互之间并不存在可比性，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是与Dummy变量所代表的政府政策作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引资政策的变化对外资流入量有着深刻的影响。大致来讲我国引资过程可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1983年的引资初始阶段，1979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同时批准设立了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第二个阶段是1984年至1991年，1986年10月《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标志着中国的引资步伐向前迈了一大步。第三阶段是1992年～1995年，邓小平南巡谈话给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由沿海向内地再向全国扩展的新时期；1995年至今为第四阶段，政府政策由地区优惠向产业优惠过渡，如1995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以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虽然在我们回归方程式中Dummy变量的取值只反映了1992年这一引资变化的转折点，但从中可以看出政府政策不仅是影响FDI本身波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