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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和东亚国家发展模式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编者按：这篇文章实际上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民主是否就意味着经济低效，而专制独裁就会出现经济高增长？作者通过对拉美和东亚国家的研究，论述了政治模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些国家的经验是：政治高压和专制往往带来经济高增长，政治高压有利于这个国家走出一定时期的困境，特别是，一定时期的专制和专政，实际上是对这个国家参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低素质人员的整体训练。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存在着这种含义，即只有通过专制和高压的手段，才能使一部分人廉价地付出，从而使国家和使一小部分人获得发展的成果。因此，这种非民主的发展往往是建立在一部分社会群体牺牲、付出甚至被淘汰的基础上的。它隐含着悲惨和不公平。它的秩序建立在强权和强制之上，发展的逻辑也只能是强权和强者的发展。中国要避免后面的缺点，尽快走出这一历史阶段。]一、拉美国家：军人独裁与经济高增长有着天然的联系？在比较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时，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些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和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军政权或文人政府的高压政治下取得的。在拉美历史上，尤其在19世纪初的独立战争后，名谓“考迪罗”的军人独裁在拉美司空见惯。20世纪60年代，军人当政再次风靡拉美。但是，阿根廷政治学家奥唐奈发现，60年代上台的拉美军人与历史上的“考迪罗”大不相同：（1）历史上的“考迪罗”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个人之上的行为，而新的军人政权则是由整个军人体系控制。（2）“考迪罗”大权独揽，尽管它不知道如何治理经济。但新的军人政权在经济管理上则大力依靠技术专家，以弥补军人在这方面的经验的欠缺。因此，军政权的专业化和知识化程度较高。（3）“考迪罗”关心的只是如何用武力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权欲和财产欲。新的军政权虽然在政治上也为了提高政府决策的权威性而实行高压统治，但它非常注重努力发展经济，以增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统治的合法性。由于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的军政权不同于历史上的“考迪罗”统治，奥唐奈将前者称之为官僚威权主义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又译“官僚权威主义”) 政权。他在其70年代初出版的《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对南美洲政治的研究》一书中，对60年代处于军政权统治之下的巴西和阿根廷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1] 在奥唐奈研究的基础上，其他学者对巴西和阿根廷等南美洲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和论证，从而使官僚威权主义理论变得更为完善和引人注目。在官僚威权主义政权领导人的眼中，传统的政治格局是导致国家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之一。这些手中握有实权的军人以一种敌视的眼光看待文人政治家，认为所有文人政治家都是无能、腐败和自私，政党政治则使整个社会进一步分化。官僚威权主义政权还认为，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国内的左派力量，而左派力量的日益发展壮大则是由于国家缺乏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文人技术专家的帮助下，军人对整个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并为自己的统治作出长期的安排。与此同时，这些有权有势的军人还抑制政治活动，取缔民众政治组织，以消除他们眼中的那种所谓国内政局动乱的根源。可见，一般而言，官僚威权主义政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将政府部门的职位交给具有技术专长的文人。第二，在政治上排斥民众。第三，抑制或完全取消政治活动。第四，积极谋求与国际经济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美的银行和跨国公司改善关系，以振兴国民经济，提高自己的合法性地位。[2]巴西曾经是最为典型的官僚威权主义国家。正如斯基德莫尔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在1964－1985年期间，统治巴西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专制政权，其领导人都是四星将军。尽管各个政权的结构和人员不同，但它都是由军官、有一技之长的行政管理人员和老资格政治家组成的联盟构成。”[3] 一方面，巴西的军政权强调政治稳定，用高压手段压制民主；另一方面，军政权把稳定经济、控制通货膨胀和改善国际收支视为自己首要任务，并为此而启用了一些文人担任经济部门的要职。例如，在布兰科将军当政时期，经济学家和外交家罗伯特·坎波斯被任命为计划部长，成为巴西政府经济决策中的关键人物。坎波斯拥有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在巴西的银行部门担任过重要的职务，甚至还做过大学教授。他上台后对银行体系进行了改组，修改了劳工法，简化了出口贸易的有关规则，并使股票市场和政府债券市场变得进一步体制化。皮诺切特统治时期的智利是或许可以被认为是另一个具有官僚威权主义特点的拉美国家。1973年9月皮诺切特上台后，“立即在智利强制推行官僚威权主义政体”。[4] 皮诺切特解散了国会，废除了宪法，并实施“党禁”和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甚至还命令军人接管大学。军政权“在使用镇压手段方面从不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