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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从外逃经济罪犯的司法处遇看我国的死刑改革　　论文摘要 近年来我国以免死承诺引渡回来一批经济犯罪分子，其与未外逃经济罪犯相比，仅因为引渡的原因，就产生“生、死两重天”的不同结果。虽然说这是国际司法合作的必要妥协，但是如此同罪不同罚的结果令人怀疑我国引渡经济犯罪分子或者保留经济犯罪死刑的合理性。本文以外逃经济罪犯的特殊司法处遇为切入点，结合社会取消经济犯罪死刑的呼吁，以公平公正为目标，提出司法和立法减少经济犯罪死刑适用的建议。　　论文关键词 死刑不引渡原则 司法公平 经济犯罪　　一、我国外逃经济罪犯的司法处遇及其引发的司法不公　　近年来我国抓捕外逃类经济罪犯取得明显成果，但在对其量刑上明显轻于未外逃的同类罪犯，比如承诺不判处死刑或者虽判处死刑也不能执行死刑，由此引发了司法不公问题。　　（一）余振东案和赖昌星案的异类处罚　　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1993年至2001年间伙同其前任行长许超凡、许国俊等人鲸吞国家财产达20余亿元，其个人贪污挪用公款4.83亿美元。余振东是建国56年来自美国遣返的第一个贪官，也是建国56年来第一大贪官。尽管按照我国法律，余振东应当被判处死刑，但是对于被遣返的罪犯，我国必须遵守作为遣返条件的量刑承诺，即对余振东判处不超过12年刑期的有期徒刑。2006年3月31日，广东江门市中级法院宣布对余判处有期徒刑恰好是“12年”。主犯余振东在被从美国遣返回国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外逃犯受到我国法律的任何惩处。　　赖昌星，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首犯，1996年至1999年，其领导的走私集团在厦门关区大肆走私香烟、汽车、成品油、植物油、化工原料、各种设备及其他货物。赖本人或指使、授意他人向数十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涉案金额巨大，走私案值达273.95亿元，逃税139.99亿元，行贿3912.89万元。由于我国已承诺不判处赖昌星死刑，2011年赖昌星被遣返回国，2012年5月被判处无期徒刑。　　（二）外逃罪犯司法处遇中的免死承诺及司法不公　　1.承诺免死是进行国际司法合作的必要条件。死刑不引渡，是指当被请求国有理由相信被请求引渡者在引渡后有可能被请求国判处或执行死刑时拒绝予以引渡的原则。我国经济犯罪人多选择逃往坚持死刑犯不引渡原则的国家或与我国没有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国家。至此，不可避免地存在行使死刑量刑权的障碍。如果坚持处以死刑，被请求国会根据该原则拒绝引渡请求，就难以将外逃罪犯引渡回国，也就谈不上行使刑事司法管辖权，大量流向国外的资金也无法追回。因此，我国对被引渡外逃罪犯承诺免死是不得已的妥协。2005年，我国与西班牙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规定：“根据请求方法律，被请求引渡人可能因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被判处死刑，应当拒绝引渡……”其后，《中法引渡条约》和《中澳引渡条约》——都对死刑不引渡进行了确认。余、赖二犯虽是遣返而不是被引渡，但前提仍是我国放弃适用死刑的承诺。　　2.承诺免死导致“同罪不同罚”的司法不公。余振东、赖昌星等从境外追捕回来的罪犯都获得“不适用死刑”的待遇，而对于实施了同样危害社会、只是没有外逃情节的，则普遍适用更重刑罚甚至死刑。例如，余振东一案中，从犯余鸿斌被判处28年徒刑。与余振东类似的，原中国建设银行四川达州市支行达钢分理处副主任肖洪波贪污408万余元，被判处死刑。与远华案同期案发的湛江特大走私案，同为走私普通货物和行贿，罪犯李深、张猗、邓崇安涉案金额分别是4亿、4.2亿、2.3亿元，全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仅仅因为外逃被引渡或遣返，却得到截然不同的处置，是法律适用和对公民生命权保护的“双重”不平等。　　笔者认为，承诺对外逃人员不适用死刑有积极的作用，能够将逃犯引渡回国，总比任其逍遥国外好。然而追捕外逃罪犯成本巨大，耗费国家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本应从重处罚，但实践中却不得不减轻处罚，其结果会鼓励经济罪犯外逃。随着“裸官”和富人移民潮的出现，意味着司法不公的案例会越来越多，问题亟待解决。　　二、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蹒跚前行的中国死刑改革　　早在1922年首次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改良司法制度，废除死刑，实行废止肉刑”，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八大会议再次明确逐步完全废除死刑 。　　（一）扩张死刑阶段：1979年刑法典—1997年刑法典　　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典，较好地贯彻了“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在反革命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四类罪中规定了28个死刑罪名，适用范围严格限定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适用对象排除审判时怀孕的妇女、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死刑核准权一律归最高法院，核准程序非常严格。但是，改革开放初期，违法犯罪激增，不能满足当时打击犯罪的需要，一系列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陆续出台，提高了许多罪名的法定刑，也增设了很多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