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司法审查思想.docVIP

列宁司法监督思想论纲 司法权的公正行使直接关系到国家法治的根基，为了保障作为国家救济最后一道屏障能够发挥维护法治的功用，必须对司法权的行使实施有效的监督。如何有效地监督司法权的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基于苏俄社会主义国家法制和司法建设的时代背景和客观实际，阐述了颇具社会主义特色的司法监督思想理论学说，并应用于苏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实践。　　一、政治领导:执政党对司法的监督　　在处理执政党对司法的监督关系问题上，列宁的思想是经历了由革命建设初期的执政党的机关代替司法机关司法到执政党通过领导监督司法的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列宁与时俱进的法律发展思想，也反映了列宁对社会主义司法规律的逐渐认识过程。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在体制上存在着党政不分的现象，这是由于革命初创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政权机关职能不分、人员合一而造成的。1918年春布尔什维克党的八大召开，列宁在会上提出了党政分工的基本原则，强调不应当把党组织的职能与国家机关即苏维埃的职能混淆起来;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来贯彻自己的决定;党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能代替苏维埃［1］(P57)。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国内战争的爆发，为了应对战时决策的紧迫性，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放弃了党政分工的原则，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拥有广泛的权力”［2］(P202)，导致了苏俄革命初期党政不分的政权体制。 对此，列宁认为:“作为执政党，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为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3］(P11)由于苏俄当时的政治体制实行党政不分，由此而形成党法不分、以党代法的体制。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成立和权力行使就是此种非正常的党政不分、党法不分以及以党代法体制的明证。1918年9月，俄共成立全俄肃反委员会并赋予其拥有独立实施逮捕、审讯乃至于直接实施枪决的特别权力。 在领导体制上，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但实际上是由布尔什维克党直接领导。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苏维埃的权力集中由布尔什维克党的委员会行使，俄共党组织既有权保释犯罪嫌疑人，又享有直接参加审讯犯罪嫌疑人的权力。当时的俄共党组织已经实际上直接代替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机关享有的司法权，这种由布尔什维克党委直接介入和干预司法机关司法行为的党法关系并不是一种常态的监督关系，而实际上就是由俄共党组织直接代替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　　后来，列宁意识到执政党党组织与司法机关的关系应当理顺。1921年6月16日《关于党的机关同司法侦查机关相互关系》的通告颁布，这一文件是由俄共(布)中央起草，通告并没有彻底改变俄共党组织直接干预乃至于代替司法机关的状况。通告第4条和第5条仍规定:不经地方党委的同意，国家司法机关不能对共产党员进行审判;在党委委托的人作保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必须将待审的共产党员交由党委委托的人员保释;党委必须在向它介绍案情后三天内就案件的实质作出结论，从而使党委的决定成为对法庭的指示并预先决定法庭的审判结果［4］(P581)。 这两条实际上仍然保留俄共党组织直接干预司法审判活动的权力。对于这种规定党对司法不当干预的通告，列宁认为应当取消，并两次写信给莫洛托夫要求落实。为了确立执政党与国家司法机关正常的关系，1921年11月24日，列宁主持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布尔什维克党委与苏维埃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的工作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在此次会议上，列宁否决了1921年6月俄共(布)中央起草的《关于党的机关与司法侦查机关相互关系》的通告，指出这个通告的第4条和第5条规定“是有害的”［4］(P267)。在这里，列宁已经充分地认识到执政党以党的机关代替司法机关司法的严重危害性。党的机关行使司法权，导致的后果就是布尔什维克党的行政化、集权化和官僚主义日益严重。　　为了消解布尔什维克党权过于集中、以党代法现象造成的消极后果，列宁不顾病体坚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十一大。此次会议上，列宁严肃而郑重地向布尔什维克党到会党员表明:“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布尔什维克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必须提高苏维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司法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像目前那样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5］(P64)此时，列宁已经清晰地认识到，布尔什维克党作为执政党对苏维埃国家司法机关的监督绝不能是以党的机关代替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而是要通过党对司法机关的政治领导来实现对司法机关的监督。　　虽然列宁认识到执政党的机关不能代替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但是列宁仍然坚持:必须保证布尔什维克党作为执政党对苏维埃国家机关包括司法机关的政治监督和组织领导，认为这是权力监督的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