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培训课件.pptxVIP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鲍曼其人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 1925年出生在波兰西部波兹南一个贫苦的犹太家庭。 1939年，二战爆发，鲍曼全家逃亡苏联。 1943年，18岁的鲍曼参加了在苏联的波兰军队，战后，鲍曼升为上尉，不久又被升为上校。 1953年的反犹太清洗中，他成了牺牲品，被突然撤消职务。 1954年起，他在波兰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任教。 1966年，鲍曼担选波兰社会学协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 1968年因反犹主义和“毒害青年罪”被驱逐出波兰 。 1972年后任教于英国利兹大学。 1990年被授予雅马尔费奖。 1998年被授予阿多尔诺奖。 现代性与大屠杀 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不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大屠杀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 在鲍曼的研究中，他将大屠杀视为人类的共同问题，是现代理性必然出现的结果。 反犹主义的灭绝计划应该被视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现象；也就是说，是只有在现代性的发达国家才可能发生的事。 文明化进程是一个把使用和部署暴力从道德计算中剥离的过程，也是一个把理性的迫切要求从道德规范或者道德自抑的干扰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提升理性以排除所有其他的行为标准，特别是使暴力的运用屈从于理性计算的趋势，早已被认定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因素——大屠杀的现象就必须被看成是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和永久的潜在可能。 犹太人的处境 犹太人被卷进了历史上最残酷的冲突：这就是介于前现代世界和行进中的现代性之间的冲突。 现代性给欧洲犹太人的处境造成的第一个冲击就是使他们被选作反现代主义式抵抗的首要目标。最早的现代反犹主义者都是反现代性的代言人。 在走向现代性的途中，每一扇门在砰然关上时，犹太人的手指正好放在了门缝上。他们伤痕累累地从把他们从犹太人隔离区解放过程中走出来。他们追求透明世界的不透明性，是渴望确定性的确定中的不确定性。他们的双腿跨在所有的屏障上，子弹从每一边呼啸而过。实际上，概念中的犹太人已经被认定是渴求秩序和清晰的现代梦的“粘性物质”的原型，被认定是一切秩序的敌人：旧的、新的，尤其是渴望得到的。 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 大屠杀得以顺利进行，就因为在迫害者与受害者之间达成一个默契：理性。只要任何一方是非理性的，大屠杀就不可能进行下去。 纳粹的理性在于其对灭绝计划的理性设计。 他们把屠杀过程分解为一个个程序阶段，每个人只负责某个阶段，与受害对象产生足够的距离，如此一来每人都在屠杀，但没有人具体地直接地屠杀，也就是说，现代工厂的分工制与管理方式高效而低价地维系着大屠杀。 从逻辑性出发，纳粹们理性地实施着各各步骤，没有人在屠杀，但所有人都在屠杀，这就是“无人统治”。 犹太人的配合 纳粹把犹太人集中起来，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人（犹太委员和犹太警察），直到把大家都送进毒气室为止。在“自我保全”的理性引导下，犹太人选择了配合。 保全族群的考虑：“拯救你所能拯救者”的策略，用处最大的是数字游戏：数字更大的生命比起数字更小的生命要好，杀得更少比杀得更多要少一些可憎。牺牲一些，拯救多数——这就是记录在案的犹太委员领袖的辩词中频数最高和反复出现的语句思维出现了奇异的转折，判决处死被理解为高贵的、在道德上值得表扬的对生命的卫护。“我们不决定谁将死去，我们只决定谁将活下来。” （狼和羊） 自我保全的考虑 犹太委员和犹太警察们面对着一个简单的选择，要么死，要么让别人死。很多人选择的是延迟自己的死，以及延迟其亲朋好友的死。 不可抵御的活下来的冲动把道德的审慎推到一边，随之而去的还有人的尊严。在为生存而遍起的争夺中，自我保全的价值戴上了不可置疑的选择合法性的王冠。为自我保全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在最终的结局危如累卵时，所有的手段都似乎可以自圆其说。 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 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精神以及将它制度化的现代官僚体系形式，才使得大屠杀之类的解决方案(the Final Solution)不仅有可能，而且格外“合理”——并大大增加了它发生的可能性。 大屠杀得以完成的条件也许仅仅是使基本的道德驱力的影响弱化，使屠杀机器与这种驱力产生并起作用的领域相隔离，使这种驱力边际化或者对于任务而言彻底无关。 这种弱化、隔离和边际化是纳粹统治动用了现代工业、运输、科学、官僚机制以及技术等强悍的工具所取得的成就。 在官僚体系内，上级是道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