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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三礼学研究 宋代礼学的新发展 作者：刘丰 中国哲学史 2014年02期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讲到宋代礼学时说：“宋人尽反先儒，一切武断；改古人之事实，以就我之义理；变三代之典礼，以合今之制度；是皆未敢附和以为必然者也。”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也认为宋代礼学“掊击古义，穿凿浅陋，殊不足观。”若从传统经学的立场来看，皮锡瑞与刘师培一主今文，一主古文，二人对经学史的判断、评价有许多看法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但是，他们对于宋代三礼学的叙述与评价，却基本一致。这种看法是有代表性的。学术界普遍认为，宋代的理学是传统儒学发展的高峰，但宋代的礼学则成就不高。当代也有学者认为，宋代是礼学发展的衰微时期。具体来说，宋代虽有王安石《周官新义》与朱熹晚年编撰《仪礼经传通解》，“使此二礼稍有所振”，但总的来说，由于时代风气、学术思潮的变化，“礼学在理学兴起的风气冲击下，失去昔日的兴盛。 　　我们认为，宋代是儒学发展的新时期，道学的产生与发展标志着儒学哲学思维发展到空前的高度。宋代的礼学与之前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与之后的清代相比，虽然没有出现有影响深远的三礼注疏作品，也没有清代学者考证辨析之精深，注疏之广博，但依然自成体系，自有特色，在古代礼学的发展史上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具有独特的成就。其中最为显著的贡献之一是礼学思想的空前发达。理学家将礼的思想纳入理学的脉络当中，将礼与天理联系起来，确立了礼的本体地位。这在礼学以及礼学思想发展史上是一次飞跃，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以北宋时期二程兄弟的思想为例，具体说明理学家对于礼学思想的解释，并由此显示在理学的系统当中对于礼学思想的推进与发展。 　　二程兄弟是北宋道学的奠基人。他们开创的理学为儒学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在理学的脉络当中自然有其重要的思想史地位。同时，二程也是儒学家，他们对于儒学基本问题的探讨虽然有所侧重，但对某些问题并没有完全回避。对于儒学系统当中重要的礼学，虽然不是二程及理学关注的重点，二程也没有完成过完整的三礼注疏著作，但在流传至今的文集、语录当中也保留有一些解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义理之学的角度对礼学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从礼学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有重要的意义，丰富、发展了儒家礼学思想，同时也是他们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值得重视与研究的。 　　从二程一生的经历变故来看，熙宁三年(1070年)是一个转折点。此前，他们热烈地议论时政，积极参与变法。此后的十多年间，他们退居洛阳，“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际，有以自养其浑浩冲融”，涵咏天道性命之理，理学思想日渐成熟深化。就在二程思想逐渐转向内在发展的同时，他们并没有放弃对政治与现实问题的关注，还制定了修定礼书以及解经的计划。由此，我们对二程的道学应当有完整的把握。二程创立理学虽然是他们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大贡献，但儒学传统依然是理学产生与发展的背景。 　　传统礼学研究属于经学的范围，二程倡导义理之学，对经学不甚用力，而且认为训诂是为学的弊病之一，多次指出，“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187页)，将文章、训诂与异端并列，表达了他们对传统以训诂为主的经学的强烈不满。 　　流传至今的二程著作当中，完整的经学著作只有程颐的一部《周易程氏传》，其他关于《诗》、《书》、《春秋》以及三《礼》只有一些零散的解说，不成系统。 　　据文集记载，程颐也有修订礼书的计划： 　　问：“先生曾定六礼，今已成未？”曰：“旧日作此，已及七分，后来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则当行之朝廷，不当为私书，既而遭忧，又疾病数年，今始无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闻有《五经解》，已成否？”曰：“惟《易》须亲撰，诸经则关中诸公分去，以某说撰成之。《礼》之名数，陕西诸公删定，已送吕与叔，与叔今死矣，不知其书安在也？然所定只礼之名数，若礼之文，亦非亲作不可也。《礼记》之文，亦删定未了，盖其中有圣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谬之说。”(《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39-240页) 　　程颐又说：“某旧曾修六礼，将就后，被召入朝，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间多恋河北旧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渐使知义理，一二年书成，可皆如法。”(《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第240页)程颐“被召入朝”是在元祐元年(1086年)。按照程颐自己的说法，他修定六礼是在此之前。据上引程颐之言，程颐也有训解经典的完整规划，只是由于各种原因而最终没有完成。今存的《周易程氏传》应是这项计划中的一部分。按照程颐本人所言，《周易传》是他亲自所作，《三礼》则是按照他的指导原则，由精于礼学的三吕等人分头完成。由于吕大临“寿不永”，这项计划也只能中断了。但是，由程颐所言可知，他依然没有放弃这项计划。按照程颐的设想，虽然由于吕大临的早逝而影响到修定礼书的计划，但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