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关于我国民事的证据证明力制度之重.doc

我国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之重构 　　周化冰 郭梅珍 　　民事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则是民事证据制度的核心。我国学术界对民事证据证明力问题关注较少，理论的匮乏导致了我国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简单且缺乏合理性，使法官在判断民事证据证明力方面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司法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为防范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有必要重新构建我国的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 　　现代民事诉讼皆采用证据裁判主义，法官以审查判断的证据作为裁判的基础，只要民事证据证明力达到了高度盖然性(证据优势)的民事证明标准，便可依据该民事证据证明力进行裁判。民事证据证明力是民事证据的生命，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是民事证据制度的核心。我国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简单且缺乏合理性，使法官在判断民事证据证明力方面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建立自由心证为主和法定证据为辅相结合的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规定法官判断民事证据证明力不得违背经验法则、逻辑法则和在判决中写明判断的过程、理由，以克服司法实践中的诸多问题。 　　一、我国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所存在问题之检讨 　　我国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学术界对其缺乏研究，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中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1、法官在判断民事证据证明力方面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现代各国实行的都是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民事证据证明力由法官自由判断。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核心就是法律不预先规定证据证明力，证据证明力的有无、大小交由法官自由评断，即由法官自由裁量。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是出于对法官的信任而授其自由裁量权。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确立之初实行的是绝对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授予法官绝对的自由裁量权，缺乏制约，但由于法官不是机器，易受主客观因素影响而陷入感情用事，导致对证据证明力的误断，因此授予法官绝对的自由裁量权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绝对的自由裁量主义就是无法司法，就是人治，使人民失去安全，破坏法制统一。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为了防范法官在判断证据证明力上权力的绝对自由化，在立法上对法官判断证据证明力的自由作了一定的限制，如英美法系国家的最佳证据规则，大陆法系国家则有的要求公开心证的理由，有的要求指明心证的基础，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自由心证绝对走向相对的历史。 　　2、反观我国的证据制度，由于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曾经被我们视为一无是处而完全否定，认为其是以唯心主义的观点虚构“人类共同理性”，为法官利用司法活动灵活地为政治服务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于是在我国确立了所谓的实事求是证据制度，然而，将实事求是作为我国的证据制度似乎对发展我国的证据理论和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未起到多少积极作用。相反，它的消极影响倒是显而易见的，如拔高了证明要求，造成证据制度的空洞化等等。由于否定自由心证，对我国法官的高度信任，也就没有从立法上对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可能予以限制。客观地讲，民事证据证明力由法官自由评断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在我国的审判活动中在不知不觉地运行着，我国法官同样拥有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上法官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存在法官自由判断民事证据证明力而形成的事实，同时，由于我国立法在运用证据规则方面的简单，使得我国法官在评断证据时受到的来自法律程序和证据规则的约束远远少于西方国家，在判断民事证据证明力方面拥有令西方同行羡慕的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我国法官除了公开心证的结果外，法官心证的理由、基础、过程都不公开，处于秘密心证，这种“暗箱操作”使当事人对判断的公正性怀疑，法官也就可以任意地认证一种民事证据是否具有证明力，甚至可以认证不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材料具有证明力并据其裁判。 　　2、我国法律对民事证据证明力制度的规定即简单又缺乏合理性。一般来说，各国民事证据法对民事证据证明力规定的具体规则较少，但为了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造成司法专横，各国又或多或少地对法官判断民事证据证明力作出了一些原则性规定，以及少数的具体规则的规定，这既有利于法官自由判断民事证据证明力，具有可操作性，又可以防止其滥用自由裁量权。 　　我国由于单纯地追求客观真实，不顾法律真实，使法官以追求客观真实为理由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对民事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是超自由心证的，是相矛盾的，我国从立法上又否认法官自由判断民事证据证明力，法官也缺乏自由心证的理念，造成的结果是我国法律对民事证据证明力如何判断缺乏原则和具体的规定，缺乏对法官判断民事证据证明力方面的限制，没有可操作性，使得法官在判断民事证据证明力时拥有了不受拘束的自由裁量权。立法的不完善，为个别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提供了机会和制度上的条件，成为司法腐败的主要原因之一。面对法官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司法腐败愈演愈烈的事实，我国立法又不得不对法官判断民事证据证明力加以限制，于是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其进行了规定，集中体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