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焦虑与运动成绩B.pptVIP

第七章　唤醒、焦虑与运动成绩B 重点掌握唤醒、焦虑与运动成绩关系的主要理论。 第一节　动机水平与操作成绩 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很早就对动机水平与操作成绩的关系产生了兴趣，他们提出的倒U形假说和内驱力理论，是解释这一关系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这两个理论的特点是将两个变量或多个变量的关系函数化。心理学家曾经希望通过建立两个变量甚至更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使心理学也像物理学那样，在量化和实证的基础上得到发展。 倒U型假说的4个不足： 唤醒与操作的关系未必对称； 不具备可证伪性； 无法对情绪体验做合理解释； 忽略了运动员的个体差异。 二、内驱理论(the drive theory) 最初是由赫尔(Hull, 1943)构想出来以解释复杂的技能操作的，后来得到了斯潘斯等人(Spence Spence, 1966) 的修正。该理论推测操作成绩(P)是内驱力状态(D)与习惯强度(H)的乘积。即：P=D?H 公式P=D?H意味着，在D(内驱力或者唤醒水平)提高时，P(操作成绩)是提高还是下降，取决于H。如果H为正(习惯是正确的)，则P提高；如果H为负(习惯是错误的)，则P下降。 启示 提高唤醒水平对于熟练的运动员是有利的，对于新运动员是有害的； 低唤醒水平能增加初学者获得成功的机会，而成功的经验又能提高他们的自信心； 上述论断也可以相类似地应用于简单的任务和复杂的任务。 一、个人最佳功能区理论((individual) zone of optimal function, (I)ZOF) 前苏联学者汉宁(Hanin,1989)在80年代以现场研究即在赛前赛后对状态焦虑的测量为基础提出。 主要观点： 每个个体有一个自己的理想机能区段(Zone of optimal function，简称ZOF；或者individual zone of optimal function，简称IZOF) 。当焦虑水平处于这一区段内时，可获得最佳操作成绩。 该理论否定中等唤醒水平较之低或高的唤醒水平更有利于操作，而强调个体差异。 评估最佳状态焦虑主要有两种方法 第一，系统地测量每个人赛前的操作活动焦虑水平和赛中实际发挥水平； 第二，如果比赛发挥了水平，则在赛后测量运动员赛前或赛中体验到的焦虑，这叫回顾式测量(retrospective measures)。 克拉克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运动员为什么有时会发挥时常？ 二、突变模型(the catastrophe model) 突变理论本是数学领域中的内容，由法国数学家托姆(Thom, 1975)提出，目的是将正常情况下的连续型函数模式化为非连续型函数。 第二年基曼(Zeeman, 1976)就将其通俗化地应用到行为科学和自然科学中。 哈笛和法基又将其引入运动心理学领域，以解释生理唤醒、认知焦虑、任务难度、自信心和操作成绩之间的复杂关系(Hardy Fazey, 1987; Hardy, 1990)。 1992年，庄锦彪将这一理论介绍到中国运动心理学界。 基曼的突变机械模型 通过突变机械可以观察到两种现象： 橡皮筋越紧张即所受的力越大，转盘的跳动越大，反之亦然。 当滑点在滑杆上向上或者向下移动时，转盘的跳动使栓点留下的不连续点轨迹是不同的，这种现象叫“滞后”(hysteresis)。 以橡皮筋的紧张度、滑点高度和栓点位置为一个三维坐标系的三个坐标画出的数学模型，就是突变模型。 由基曼突变机械得到的行为表面 当Y很小时，X的渐变引起Z的渐变；当Y很大时，X的渐变引起Z的突然性跳跃，跳跃的方向依赖于X是在上升还是下降。实际上，这种突然性的跳跃就是“突变”一词的真切含义。 主要内容： 当认知焦虑较低时，操作成绩与生理唤醒的关系是类似一条柔和的倒U曲线； 当认知焦虑较高时，操作成绩与生理唤醒水平的关系变的复杂了，呈现了突然性的跳跃。该模型假设： 突变模型假设： 第一，生理唤醒及相应的躯体性焦虑反应并不必然对成绩不利。不过，当认知焦虑较高时，它显然与突变反应有关。 第二，随着认知焦虑的增加，发生“滞后” 现象，即当生理唤醒增加和降低时，成绩变化的曲线是不一样的。而在低认知焦虑情况下，则不会发生“滞后”现象。 第三，中间水平的成绩大多不是出现在高认知焦虑条件下。 第四，使用某中统计方法。使这种“灾难性突变”与现实生活中的资料明确吻合是可能的。 关于焦虑与操作关系的模型 高认知焦虑条件下会出现的滞后 高认知焦虑条件下的成绩 低认知焦虑条件下的成绩 简要评价： 启示： 必须认真对待认知焦虑。因为在认知焦虑较高时，对过度生理唤醒的惩罚是非常严重的。只有严格地控制和减少认知焦虑，才能保证有稳定的好成绩。 重视 针对生理唤醒的放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