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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潜规则研究文献评述 　　摘 要: 国内学者目前对于“潜规则”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吴思的《潜规则》以及“潜规则”在各行业表现的描述及其分析来探讨“潜规则”的定义、根源、危害、根治等问题。但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现象描述过于表象化、原因的探讨缺乏深入的道德分析、消解“潜规则”的方式缺乏创新等。因此,有必要借鉴现有所得的同时克服不足,为我们全面地分析找出其产生负面影响的根源以及为消解“潜规则”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中国潜规则 制度 社会 　　 　　一、引言 　　因亲身经历了河南开封地区的农业生产资料部门某些人利用“关系”大量批条并倒卖化肥的事件,引发了那时还是《中国农民报》编辑记者的吴思的无尽思考。他将这种思考渗透到了明朝历史中,并在一个个随笔中为我们生动地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官场“潜规则”的博大精深。正是吴思的有感而发,缔造了中国21世纪的第一词“潜规则”,而他的“潜色眼镜”恰恰也为我们如今能够更好地看懂社会这个复杂的系统提供了特殊的工具。不可否认,在社会发展的某阶段,某种潜规则的产生或是存在对于社会系统的运转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正面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它的存在所会产生的致命的负面作用。“潜规则”的存在以及它代替“显规则”行事,使得社会正义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人们的道德是非感也逐渐地模糊,道德底线也被步步逼退……社会转型期的深入以及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的蔓延,为我们清理“潜规则”、树立有效的“正规则”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对“潜规则”进行系统的批判,使得我们能认清“潜规则”产生的根源,这将为我们更准确地分析其产生的负面影响提供理论基础以及为消解“潜规则”提供理论依据。 　　二、“潜规则”的语义分析 　　对“潜规则”语义的分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度经济学语境下的分析,较为鲜明的是方旺贵在《制度环境与潜规则》中提出的观点,即“潜规则是对正式规则或非正式规则的一种偏离。本质上,潜规则就是对博弈内生规则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二是社会学语境下的定义,将潜规则界定为社会生活中潜在的、暗示的、通行的各种规则,它既可能是人情世故,也可能是礼数习惯,还可能是道德和自我修养的部分内容。当然,潜规则中更有私底下相互交易等肮脏的东西。虽无成文规定却在实践中指导人们“如何操作”的另类规范。[1] 　　从以上的列举中,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可并采纳了吴思先生对于潜规则的定义,即“在实际上得到遵从的规矩,背离了正义的观念或正式制度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形态或正式制度所维护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隐蔽的形式存在,当事人对隐蔽形式本身也有明确的认可”[2]。 　　我们应秉承吴思先生提出的“潜规则”定义的主要方面,并在此基础之上予以更明确的界定。首先,“潜规则”之规则的范畴是与明文规定的法律和法规相违背或者是利用法律、法规的空缺以及模棱两可的规定而形成的规则。其次,“潜规则”之潜,说明它是不成文的。虽然它已经代替了一些“正规则”,但在行事中它是通过当事双方与正式规则三方之间博弈形成的较为稳定的一些规则,且为人们心知肚明的不成文的规则。最后,这些“潜规则”到底是不是违反法律的,或是违背道德的,或是能起到弥补正式规则不足之作用的规则?不可否认,有部分“潜规则”既不违反法律也不违背道德,相反它的存在却能弥补正规则的不足,但这部分“潜规则”毕竟是少数。我们所要研究的是那些违反法律、违背道德的“潜规则”。 　　由此可以将“潜规则”归纳为:违反正式的法律、法规或者违背道德原则的不成文的规则,这种规则是在当事双方与正式规则三方进行博弈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被广泛传用的规则,且按此规则行事给当事双方带来的利益远大于按正式规则行事。 　　三、“潜规则”的现象描述 　　大部分学者们对于各行各业潜规则现状的研究,都是采纳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来说明“潜规则”的现状或是总结相关领域内的“潜规则”条目。官场潜规则可以表现为数字考核工程、出国考察的猫腻、淘汰清官等;教育潜规则,如择校费的征收、子女入学、补习班、招考面试等;职场潜规则,不要苛求百分百的公平、莫和同事金钱往来、闲聊天也要避开上司的软肋、不要得罪平庸的同事、给上司预留指导的空间、用脑子听话等;娱乐圈的潜规则是最容易直接暴露在我们视线之内的,大多数表现为娱乐圈内的投资方老板、导演因掌握着有姿色演员成不成名的大权,故为所欲为、无所顾忌,文艺界的丑闻往往由此而起;商业潜规则如三聚氰胺案、房地产价格中的秘密、采购中的回扣、排行买榜等;医疗领域内的红包现象、医生卖药回扣等,但现有文献在这方面比较表象化,只是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描述和说明。 　　这些丰富的感性资料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这有利于我们进行实证分析。但已有文献对于现象的描述缺乏系统的分析,对于整体现状的描述也没有上升到道德的高度。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