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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城镇住宅免税政策探析 　　摘要：中国城镇住宅税豁免基本上是针对城镇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费用进行的。城镇的劣质土地财政扭曲了住宅市场价格，打破了普通住宅与优质住宅的经济界限，从而使得城镇住宅税的豁免陷入困境。推进城镇土地财政转型进而理顺城镇住宅市场价格体系，是中国城镇住宅税豁免的最优选择。由于劣质土地财政不能实现城镇住宅税对土地出让收入的平稳替代，所以，科学估算城镇普通住宅的实际价格及其政策性价格泡沫，就成为中国城镇住宅税豁免的必要过渡性举措 关键词：劳动力再生产；普通住宅；劣质土地财政；政策性价格泡沫；住宅税豁免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伴随着住宅税征收条件的日益成熟，中国城镇住宅税的豁免开始成为人们的讨论热点。[1]考虑到世界各国房产税政策的差异，也考虑到中国发展城镇房地产经济的特殊性，中国城镇住宅税的豁免即使形式上与国际接轨，内容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异。[2]本文试图将中国国情与房产税豁免一般理论有机结合，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城镇住宅税豁免政策 一、住宅税豁免的一般理论 为了筹集资金，政府对住房征税的历史悠久。如欧洲中世纪的“窗户税”、“灶税”、“烟囱税”，中国周朝的“廛布”、唐代的“间架税”和清代的“房捐”等，都是政府对住房征税的具体形式。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住房的财产属性不很明显，住房更多表现为使用价值，相应地，住宅税比房产税更能表达政府对住房征税的经济内涵，房产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存在，至少不是普遍存在。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价值和财富成为住宅的基本属性，政府对住宅征税才以房产税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是近代以来西方住宅税普遍被称为房产税的主要原因 有征收就有豁免。房产与所得虽然有很大的差别，但房产本质上不过是所得存量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西方房产税豁免也遵循西方所得税豁免的基本原则。根据日本财税学者泉美之松的概括，所得税设置免税点或课税最低限的理由主要有三点：（1）对最低生活费课税是不适当的；（2）纳税人的租税负担能力虽然一般情况下随所得增加而上升，但是并不绝对受所得之大小支配；（3）税收豁免与消费者财税负担能力无关，而是一种政策需要和政策目的。相应地，我们由此可以揭示出西方房产税豁免的政策内涵。就第一点而言，最低生活费是简单再生产劳动力的基本耗费，对这部分所得强行征税会影响劳动力的正常再生产，因而被纳入免税的范围。泉美之松认为，“如果在这个社会上对只能够得到最低限度生活之所得者也课征所得税，则不但使人对课税产生抗拒而引发逃漏税，甚至会产生反税、反政府或反社会等运动，导致纳税秩序混乱，征税费用加高，对国家反而不利。因此把某一定水准以下之所得者不列入纳税人之范围，而规定只对由课税标准之所得金额中扣除一定金额后尚有剩余之课税所得者，课征所得税”。[3]116这一理论也适用于房产税。如果房产是最低生活费的基本组成部分，则给予免税，如果房产超出了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则可以课征房产税，最低生活费是征收房产税与否的基本界限。就第二点而言，劳动力再生产至少在可见的将来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而家庭成员的收支状况是参次不齐的。例如抚养老人、子女人数的多寡，是否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纳税人家庭医疗支出等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纳税人的租税负担能力。所得相同的纳税人，他们的租税负担能力可以因此差异很大。这也是中国政府目前提倡征收个人综合所得税而不倾向单纯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重要原因。纳税人的财税负担能力既是个人所得与支出的函数，也是家庭其他成员所得与支出的函数。同理，征收房产税与否，与所得税一样，必须将纳税人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就第三点而言，当政府出于某种目的时，税收豁免可以成为一种手段或工具，即税收豁免本质上是一种政策成本。泉美之松指出，这种豁免“系当政策上要奖励某一定之支出时，按其支出额适宜减轻其所得税负担而使纳税人乐于支出，为达此目的而设的扣除。这种扣除可说是透过税制给予的隐藏性补助金”。[3]117日本的人寿保险费扣除、损害保险费扣除、捐赠金扣除、增加试验研究费时之特别扣除、住宅储蓄扣除和住宅取得扣除等都属于这一?。与所得税豁免一样，房产税豁免也可以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服务于政策目标，从而达到政府指导住房消费和投资行为的目的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西方房产税征收实际上是针对纳税人及其家庭的剩余进行的，不属于剩余的房产；对于只能满足劳动力简单再生产需要的所得，无论其价值如何，均属于房产税豁免的范围。从实际内容看，即使在封建社会住房的财富属性不是很突出，中外政府对住房征税依然是将剩余作为征税对象的。另一方面，西方房产税的豁免可以作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一种政策工具，它独立于纳税人的财税负担能力。只要政策需要，不论纳税人的财税负担能力是否充足，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