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前求贤诏令看古代帝王求贤的心理和标准.docVIP

从唐前求贤诏令看古代帝王求贤的心理和标准 　　摘 要: 通过研究唐以前的求贤诏令文书,可以看出古代帝王为治国兴业的需要皆重视贤才;但有的是真心实意求贤,有的只是叶公好龙罢了;历代帝王求贤的标准有其共性,也因历史条件的差异,各有侧重。 　　关键词: 唐以前 求贤诏令 求贤心理 求贤标准 　　 　　自古以来,得人才者得天下。历史上几乎所有君王都有“求贤”之举,因而,求贤诏令不绝于史。通过研读秦至唐代的“求贤令”、“求贤诏”等历史文献,对这一历史阶段帝王求贤的心理和标准进行分析和探究,可知古代帝王招纳贤才所采用的标准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各自特色;古代帝王对贤才的态度也各有不同,甚至大异其趣。 　　一、求贤纳才以求建国兴业的心理 　　“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则昌,失贤则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1]能否选用贤才,关系国家的兴亡。历代圣明的帝王深知人才的重要性,都把招贤纳士作为治国安邦的首要问题,把尊贤重才作为治国之本,奋力躬行。不仅具有重贤的思想,重贤的实践也是不胜枚举。有的甚至到了“求贤若渴”的程度。 　　秦孝公极其成功地在秦国建立起了坚不可摧的战时法制社会,这一切的实现自他颁布求贤令开始。公元前361年,孝公即位后,立即下了一道“求贤令”:“昔我缪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2]招纳有才能的人,为秦国的改革献计献策。商鞅评说:秦公求贤令,乃五百年一卷雄文。其一,痛说国耻,历数先祖四代无能,开旷古先河;其二,求霸业而不求吏治,身处穷弱,竟能做鲲鹏远望吞吐八荒;其三,胸襟开阔,敢与权臣分享秦国,公器之心可昭日月。只此三点,堪称真心求贤。汉高祖刘邦曾亲下“求贤诏”,宣布:“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3]一个封建帝王,为保证揽尽群贤,不至于埋没人才,号令官员访求贤人,亲往劝勉,备车请送,并对有贤未荐者予以革职。有贤必荐,违者必究,其决心之大,跃然可见。三国时期曹操为了达到网罗人才、人尽其才的目的,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到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的八年时间里,先后下达了三道“令”,这就是《求贤令》、《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4]其思贤如渴的迫切心情已可概见。唐太宗李世民亦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曾先后五次颁布求贤诏令。在其中一篇《荐贤举能诏》[5]中袒露:“朕遐想千载,旁览九流,详求布政之方,莫若荐贤之典。”大声疾呼有才能的贤人“务尽报国之义,以副钦贤之怀。”渴慕贤才的心情昭然于世。 　　二、真心实意与叶公好龙 　　纵观唐前历代求贤诏令,尽管帝王普遍认可:治国之要,务在举贤。认识到人才的重要,认为人才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但比较起真心实意求贤若渴的帝王,有的帝王求贤也只是叶公好龙罢了。 　　以前秦世祖昭宣皇帝苻坚和隋炀帝杨广为例。据史料记载,苻坚在位期间所颁布的“求贤令”是历代帝王中最多的。最有影响的是:升平二年(公元357年)下诏各级官吏举荐“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6]甘露三年(公元258年)诏求:“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7]咸安二年(公元372年)三月诏令“关东之民,学通一经,才成一艺者,在所郡县以礼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学不通一经,才不成一艺者,罢遣还民。”[8]还在灭燕之后,“遣猛于六州之内听以便宜从事,简召英俊,以补关东守宰,授讫,言台除正”[9]等等。对于知名人士,苻坚更是千方百计罗致,常以安车蒲轮礼请,甚至不惜大动干戈而求得一贤。如出身贫寒的王猛、襄阳谋士薜瓒、刑余之人张蚝以及羌人姚苌、鲜卑人菜容等等,举不胜举。可见其求贤之真心实意。 　　对比诚心求贤的帝王,有的帝王只是借求贤之举,标榜自己的贤明,做形象工程而已。隋炀帝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四月下“求贤诏”,[10]特别要求“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把“文才”作为选贤的标准。但是隋炀帝杨广对自己的文才极其自负,认为即使以才选君,也该自己当皇帝。薛道衡才名冠绝南北,隋炀帝就找个借口把他杀了,还得意地问:你还能作‘空梁落燕泥’吗?王胄有名句“庭草无人随意绿”,诗文被社会奉为范文,也被杀掉。这种求贤,不过是装模作样、叶公好龙罢了。 　　三、德才兼备是历代帝王求贤的标准和难题 　　(一)历朝的求贤标准有其共性,即努力追求德才兼备,但因世、因时、因事、因职和因统治者的德才状况各有侧重。 　　从历代的求贤诏令来看,德才兼备,是招贤纳士追求的最高标准,但是德才兼备的人才,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奇缺的,历史上这样的人才屈指可数。所以,对这一标准,帝王没有过于理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