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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策下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及预测分析 　　摘要：文章以生育政策、城市化率、出生率、经济发展水平为解释变量，建立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多元回归模型，将该模型导入到人口发展方程中组建联立方程模型。假设我国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单独二孩”政策、“全面二胎”政策，分析三种情况下的人口变化，比较得出继续实行“全面二胎”政策，可以使人口结构会向平衡的自然更替水平发展 关键词：生育政策；人口预测；总和生育率；人口结构变化；出生率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C924 文章编号：1009-2374（2017）07-0264-03 DOI：10.13535/j.cnki.11-4406/n.2017.07.126 1 概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坚持的计划生育政策较好地控制了人口增长速度，计划生育工作成效显著。然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一些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各种社会问题呼之欲出，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不足、男女比例失衡、居民养老问题、医疗问题、人口红利减少以及失独家庭的善后处理问题等。为了缓解这一现象，我国自2013年开始实行单独二胎政策，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诸类问题，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出现人口井喷式发展的预期效果，因此2015年我国进一步开放生育政策，颁布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全面开放二胎旨在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调整人口结构，从而解决一系列人口问题。本文通过建立人口发展方程对三种政策下人口结构进行研究，分析预测在不同生育政策下的中国人口结构变化 2 模型建立 总和生育率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考虑总和生育率受到城镇化率、出生率、生育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于这些影响作用不是独立的，因此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总和生育率（TFR）是评价生育能力水平的综合指标，是人口发展方程中的重要变量。，表示岁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其中和分别表示岁育龄妇女数和出生的婴儿数 生育政策（FP）是影响总和生育率的一个重要控制变量，在19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后，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70年代之前。计划生育政策确实降低了我国人口出生率，与此同时带来了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为了缓解这一危机，我国实行了单独二孩政策，但实施效果并不明显，最终我国推行了全面二胎政策。以上述三种政策为研究对象，将政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用虚拟变量度量 人均GDP是评价经济发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标。一般认为，生育意愿与经济发展情况、人均受教育程度、妇女工作压力成反比。与此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育儿成本不断提高，生育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负相关趋势。查阅相关资料可知，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率之间大致呈反比关系 城市化率（CR）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我国是农业大国，具有明显的城乡结构。农村居民存在思想落后、具有较强的传统观念、生活水平偏低的问题，而育儿成本较低，生育意愿相对较强。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相比，生活成本较高，育儿成本偏高，生育意愿相对弱，大城市化势必会降低全国总和生育率。随着中小城镇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其育儿成本比大城市低，具有较强的育儿承受能力。卫星城、中小城镇人口将会提高生育意愿和平均育儿能力。所以上述两方面会影响城市化对于总和生育率的作用效果 出生率（BR）是出生的婴儿数占总人数的比重，总和生育率为生育率与育龄妇女年龄之和，出生的婴儿数会直接改变当年的总和生育率，而当年育龄妇女生育水平会影响每年的出生率，总和生育率恰恰是衡量妇女生育水平的指标 本文采用Logit函数预测城市化率（CR），用时间（T）解释城市化率（CR），其模型如式（2）所示： 3 混合人口预测模型 众所周知，生育模式不仅与最小生育年龄有关，而且和生育峰值年龄有?P，根据近几十年的数据可以发现，大约在15岁以后生育模式才会显著易于0，同时，当生育峰值年龄稳定在24岁，我国生育模式函数才大体比较稳定。为简化研究问题，本文将设定为14，设定为24，设定为50，寿命极限设定为99。鉴于历年一直稳定在0.49附近，本文将其设定为0.49。然后将这四个设定值与式（5）、式（1）中回归元估计值，式（2）及其回归元估计值代入式（4）中，得到式（6）所示预测模型 4 结果分析 4.1 计划生育政策不变的人口总量与结构预测 用式（6）在计划生育政策不变时对人口总量做预测，首先要对其中几个参数的未来值进行赋值。在赋值时通过比较其他国家发展变化情况，又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估计2011～2020年、2021～2030年、2031～2040年、2041～2050年人均GDP增长速度分别为8%、7%、6%、5%。假设计划生育政策不变，则对政策变量赋值为1，将这些赋值带入式（6），得到图1所示的预测结果： 由图1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