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范式问题讨论读后感.docxVIP

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杨念群作者杨念群是人大的清史研究所的所长，个人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他在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上，采取的研究范式是着力于中层理论。他认为中层理论的建构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意义至少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量可使我们摆脱宏大叙事的纠缠。目前许多历史著作行文叙述总是宏阔而不细致，概论式的判断比比皆是，本质主义式的断语草草形成，里边惟独看不到日常生活状态下人的踪迹，人变成了冷冰冰的趋势与规律的符号表征。二是讨论如何改变史界只拉车不看路式的工匠型治史方式。这篇文章里，杨也表达了应该建构中层理论层面的中国历史研究范式。这篇文章的框架是这样的：作者先是总结了美国中国学的来源及其发展，然后总结了国内历史研究观念的变化趋势；接着总结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几个特点和倾向，最后介绍了后现代思潮对历史研究的冲击，以及对于中国史的研究，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看法。美国中国学的来源与中国史观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从源流上考察的话，所谓传统“汉学”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源于来华传教士的各种报告、著述、书简中拼贴出的一幅中华帝国的历史图景，如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利玛窦的《中国札记》等等就属于这类著作。也就说汉学的来源是西方对于中国历史的一种“想象式的建构”。按照按萨义德的说法，中国作为想象的异邦被“东方主义”化了。但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随着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势力的拓展，产生了一种西方现代化的普适逻辑，特别是黑格尔关于非西方社会“没有自己的历史”的论断，使得汉学界把中国定位成一个停滞不前的国家。根据这种看法，二战之后在美国产生了一种“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他与古典的汉学研究很不同。这种中国研究是一种全球化的战略的一部分，是带有很强的对策性和意识形态的色彩的。作者举了费正清的研究的例子，在《美国与中国》中，费正清使用对立的两个概念：“集权传统”与“社会革命”，通过分析两者的关系喻示西方力量对中国停滞的传统具有决定性的改造作用。集权传统借助儒家思想渗透进政府、法律和宗教，甚至人道主义传统等方面，成为中国步入现代化的障碍，从而在无法适应现代化节奏时引发了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均是西方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换言之，任何“革命”都是西方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连续组成部分。这也就是费正清著名的“冲击-回应”体系，这种研究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对策性。但是到了1960s，美国中国学界开始摆脱这种对策性的思维，他们认为应该关注中国人的自身立场，因此这个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地方史”研究开始盛行，它与传统“地区研究”的差异表现在逐渐淡化中国研究强烈的对策性色彩。而从方法论看来，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受到了“民族志”研究的影响。总结下来看，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从西方中心论→中国中心论，从宏大事件的叙事传统→“区域研究”的中层分析。中国史观：二十世纪初，中国对于历史研究的阐释取向，还是强调外力的因素的，也就是说认为中国历史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中国的“地方时间”是纳入“世界时间”内的。到了1930s，这种“世界时间”的史观发展成了一种线性进化观的取向，也就是说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一个终极目标的中国史作为一种“地区性历史”，也不应该具有自身的例外性，不应该作出独立的解释，而应是世界阶段性时间进程的印证，和与西方历史进行关联性比较的结果。总的来说，1980s以前的中国历史研究与费正清的“冲击-回应”体系有一体两面的作用，他们都是比较强调西方力量对中国本土社会冲击的决定性质，只不过两种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有所不同。费正清强调西方触媒对中国内部社会变革的主导作用，而基本忽视中国内部变化的传统，而中国学者则同时强调外力冲击造成的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和国内经济利益分配不平等造成阶级冲突这样两条双重线索，但革命史的框架仍是围绕与西方相关的重大事件设计问题，而且这些事件的起因与背景大多与西方有关到了1980s，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文化史的研究开始盛行。这个时期，中国史学界的研究重点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描述和定位，（比如洋务运动的解释：就从镇压人民的性质转变为基本正面的现代化先驱式运动），这一阶段中对现代化运动进步功能的强调，削弱了原有革命史对历史发展的政治史的解释，中国国内的历史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历史与中国现代化之间逻辑合理性关系。研究的范式也从“世界时间”的线性历史观，对于革命史的侧重→对于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但与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中国中心说”及其相关的地区史走向颇有不同，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地区史”倾向是反思外力冲击的一个结果，强调在传统影响下中国社会发展的自身逻辑。而国内的文化史、社会史研究，主要还是政治史、事件史解释的一种延续和深化。　这里稍微提一些文化史的研究路径，是遵循梁启超的：器物层次→制度层次→文化层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