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导意识对纪录片创作影响.doc

编导意识对纪录片创作的影响 独眼看世界，三足定乾坤。电视纪录片面向社会生活寻找题材，但是，面对这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纪录什么、为什么纪录、怎样纪录，这些核心问题贯穿在纪录过程的始终。  流就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而言，纪录即是一种对原始素材进行检筛与整理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在平凡、平实甚而是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进行深入、深刻、深邃的心灵体验并不容易。 一、创作前期编导应关注生活 严格地说，近年来中国纪录片渐渐失去观众。纪录片编导以风雅自命，指责大众没有文化品位，当然，观众也埋怨当今的纪录片晦涩、枯燥、沉闷，故作高深。就拿时下创作中嚷嚷得很欢的纪实风格来说，一味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抓取一组走马观花的影像，配以解说即成纪录片。在 “一片生活”的背后，纪录片离观众越来越远。 到底是观众抛弃了纪录片？还是纪录片背离了观众？ 目前我国纪录片的现状是城市题材少，社会矛盾题材少，关注个体心灵情感的更少。老少边穷题材一度泛滥荧屏，似乎这才是文化品位，然而过度地关注弱势群体，往往容易陷入猎奇与投机的嫌疑，已经让观众产生了排斥的情绪。其实，转型期的中国有太多问题值得关注：人口迁徙、制度变革、上岗下岗、情感困惑、观念更替以及这些问题背后的心态等等，纪录这些问题的作品都可能为社会所关注。 与普通电视节目相比，纪录片依赖的不是题材猎奇，而是对题材的深入开拓与细腻捕捉，认真观察与耐心等待是纪录片拍摄的基本条件。然而通讯、交通、时间、经费等问题的存在，让随时抓取生活里的细节变化成为一种空洞的想象。 《我们的留学生活》、《老头》、《舟舟的世界》都是身边的纪录片：拍摄身边的人和事。免去舟车机劳顿，免去经费挤压，随时抓取生活里的细节变化。（从这一层意义来说，非职业化似乎更符合纪录片特性。）当然，这些片子的成功也为我们留下这样的启示：不要感叹观众抛弃纪录片，也许，纪录片制作者应直面生活，介入矛盾与冲突，介入情感与心灵，而身边的生活无疑最为熟悉。毕竟，纪录片的故事不是编出来的，更不是导出来的，而是纪录出来的。 二、创作中编导的介入：编辑意识的前移 任何类型的电视节目创作过程都有前期和后期之分，前期制作主要是选取题材，收集相关材料，确立主题，整体构思等等。接着便是假以时日的现场拍摄，而后期制作阶段主要的工作就是编辑了。虽然电视编辑的具体工作是在后期完成的，但是编辑思维却是渗透在在纪录片创作中的各个环节中。编导在节目采录到播出的整个流水环节中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某种角度说，电视编导应是电视全才，有过电视新闻采制、拍摄、编辑的经历，这样从事编导工作才有一定的基础。一位编导，他不撰稿时，要与文字人员进行沟通，然后修整文字。当他不兼作摄像时，他要与摄像沟通，尤其是一些运动变化的镜头，如何去表现预期的风格与主题。这些沟通是细致而繁琐的，有时甚至要通过争论、商讨来完成。 由于纪录片拍摄对象的行为、状况及其周围环境等因素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创作者往往会拍摄到意料之外的画面，同时也常常会由于客观原因而无法完成先前的构想，这样，最后成形的纪录片可能会偏离前期确立的主题，于是，编导在思考怎么拍，拍什么的同时，也被附加了另外的问题：拍了之后怎么编。优秀的创作者在拍摄过程中，都没有中断对后期编辑的思索。这样形成的编辑思维，又反过来决定拍摄对象的选择。前期决策、拍摄行为与编辑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融合，使得片子在后期制作中得以顺利完成，而不致出现无法编排，没有主题的尴尬局面。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梁碧波拍摄《三节草》，在时间很仓促的情况下，拿到选题直接奔赴现场，在拍摄的过程中建构框架，选取素材，提炼主题。这些片子的成功，是与创作者在拍摄中形成并坚持的编辑思维所分不开的。 三、创作后期编导的艺术水准：纪实与虚构的统一 纪实既是一种节目形态，又是一种创作形态，用专业术语说，是“对生活原态的一种美学把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对生活的重构，具有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双重品格。但是，长久以来，许多人认为纪录就等于现实，虚构就是虚拟，笔者认为，这是思维逻辑的误解。纪录，应是多维真实的混合，纪录片追求的就是最大限度的逼近真实。要达到这一目的，纪录片就不应当拒绝富有创造性和表现力的各种手法，一部优秀的纪录片往往就是纪实与虚构的最佳配置。 为了维护真实，之前若干“不许”成为许多纪录人不可逾越的游戏规则：不许扮演、不许专业照明、不用音乐、不用蒙太奇组接技巧等。如此多的“不许”形成了一代纪录片工作者对维护真实性的良苦用心，构成了独特的风格。人们担心属于表现范畴的蒙太奇,会影响纪录片记录生活的原生态,从而动摇其真实的本性。但是，笔者认为，把一系列不同时空拍摄的镜头联系起来的技术蒙太奇，仅仅是从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