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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文化为大众打造“精神家园” 主讲人：社会学家 邓伟志 坛主小传 　邓伟志，著名社会学家，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市作家协会散文杂文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1983年提出妇女学，近年主攻城市社会学。出版《家庭的明天》、《市场经济中的若干社会问题》、《伪科学批判记》等20余部书，有的著作获国家级一等奖、中国图书奖。 　　核心提示　广袤的大社会是由无数个小社区组成的，现代人都生活在某个特定的社区中。用文化把人们联系起来，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可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归属感。社区就是要把“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阶层，绘成“彩练当空舞”的“利益共同体”，为大众打造“精神家园”。 　　今天，我想谈谈百姓生活中的社会科学话题，尤其是与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区建设问题。 　　社区是市民的“精神家园” 　　社区是个社会学名词，起源于拉丁语，意思是共同的东西和亲密的伙伴关系。一般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 　　过去十年间的中国社区建设事业是中国社区建设的第一阶段。下一步，中国的社区建设事业应该进入第二阶段。其基本特征应当是：“走出社区，超越社区”。说白了，就是不再拘泥于、不再局限于行政划分的“街道办事处”之类的社区。“走出社区，超越社区”是由社区的定义和性质决定的。社区是区域的人群共同体，这个人群共同体，毫无疑问应当包括街道，可是，决不限于行政划分的街道。 　　社区应当是具有高度的灵活性、松散性的“共同体”。行政区划不能交叉重合，社区完全可以交叉重合。市民可以同左边的圆，组成社区；也可以同右边的圆，组成社区。两圆可以相交，三圆也可以相交。甚至于还可以以市民为圆心，画出很多同心圆，即参与半径越来越大的社区活动。社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市民的“精神家园”，市民参与若干个社区的活动，是社会参与率高的表现，是社会互动、社会沟通、社会认知增强的表现，也是社区发展的要求，是值得鼓励和庆贺的。 　　这种纵横交织的多边社区，有利于提高市民的选择性、自主性，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共享和节约，有利于弱化社区的“亚政府”功能。现在有些社区不是政府，胜似政府。是政府，还有一套制约机构；不是政府的“亚政府”，缺乏相应的制约机构。是政府，还有个权力分流、转移的问题；不是政府的“亚政府”，却是“五脏俱全”，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集于一身。“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不利于社会事业的管理。尤其是随着属地化的进展，街道要管的方面将会更多。现有街道的职权迫切需要弱化，迫切需要转移到中介组织身上去。这既是街道干部的要求，也是市民的愿望。街道职能也面临着抓大放小的问题。弱化次要功能是为了强化主要功能。 　　社区文化能够治疗“城市病” 　　广袤的大社会是由无数个小社区组成的，不论是多么小的社区都是一个不小的社会。推进社会发展的大量事务要在社区中运作和落实。社区发展状况是评价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和生活质量的尺度。社区发展也是社会化发育的重要标志，又是社会化组织的基本形态之一。社区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而“冒”出来的，是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日益兴旺起来的。 　　城市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城市延长了人的活动半径，扩大了人的活动范围。可是，由于城市的异质性大、流动性大，以致在社会化提高的同时，也难免出现“小社会”的封闭。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迅猛，为中国的经济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有城市必有“城市病”。精神危机便是各国在城市化过程中都感到棘手的一种“城市病”。城市同农村相比，职业上的异质性扩大了，文化上的异质性扩大了，包括经济收入上的差距也比以前大大拉开了。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有差异是正常的，是好事情。问题是：异质化会带来疏离化、匿名化、孤独化、冷漠化，等等。所谓“一墙之隔，老死不相往来”，这些“城市病”是与人性相悖的。人是社会化的动物，是富有感情的动物。异质呼唤同质，疏离呼唤接近，匿名呼唤“常相知”，孤独、冷漠呼唤共同体。一百多年前，就有社会学者提出：为了“减少城市刺激”，实行“工作与生活分离”。以研究社区为主要成果和主要特色的芝加哥学派，便是应大城市芝加哥的呼唤而于20世纪初叶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日本也痛感要在社区中“恢复人性”、“重建人性”。社会化的功能是把自然人变成为社会人；社会化的功能又会把异化了的“社会人”重新铸成大写的“社会人”。 　　现在，中国城市的异质化在加重。毋庸讳言，中国还出现了新的阶层分化。阶层分化会产生多元活力。问题是：要学会从各阶层之间的不同利益中，找到共同利益；把各阶层之间不同的价值趋向，编织成有美丽图案的“社会关系网络”。要治疗孤独化、疏离化、表面化的“城市病”，唯一的药方是开展社区文化活动，用文化把居民联系起来，在活动中增强认同感、归属感。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