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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我国民族文化性格的成熟——试论苏轼的文化意义 吕特　湖南大学文学院 　　苏轼被誉为一代文豪，他的文学成就自然令人瞩目，但苏轼更大的意义却在于：他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民族文化性格的成熟。理性是一个民族文化性格成熟的主要标志，宋代文化是一种高度成熟的理性文化，而苏轼正是宋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因此他也成为我国民族文化性格的典型代表。 　　　　　　　　　　　　　　　　　　　　　　　　　　　　一 　　苏轼之前，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始终是困扰文人的一个重大的人生问题。入世与出世对于他们来说基本上是对立的，非此即彼，没有调和的余地。因此他们总是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徘徊，从而也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痛苦。选择入世，意味着面对俗世和官场中的种种烦恼，甚至需要牺牲自己的人格以保持与世俗社会的一致；而选择出世，虽然能够保持人格上的独立和精神上的自由，但内心深处济世救民的抱负甚至潜意识里的功名思想却时时在折磨着他们的心灵。因此，他们内心往往处于高度紧张之中。这种内心紧张与冲突或者转化为愤激：愤世嫉俗，蔑视权贵，甚至玩世不恭，最后走向虚无；或者逍遥世外，不问世事，在山林泉石之间去寻求心灵的安慰和精神的寄托，但也时常会流露出悲愤和寂寞。 　　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在孔子思想中就有所表现。孔子当然主要持积极入世的态度，但也有出世之想。孔子虽然可以对楚狂人接舆的嘲笑与诱惑不屑一顾，但他对“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的生活却也心向往之，对自己理想追求落空隐隐约约表示出失望和痛苦。他常常感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尤其是孔子提倡“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实际上是将入世与出世置于对立的地位，是不可调和的。与孔子相对立，庄子的思想是消极出世的。但庄子并未完全忘怀现实。在一定意义上，庄子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关注现实的。《庄子》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愤激和极端的情绪，表明他对现实非常关心，只不过他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出来。在庄子思想中，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冲突是非常激烈、紧张的。 　　陶渊明以高风亮节为人称道，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为后来的文人学士所折服。陶渊明走的是一条由入世到出世的道路，而且他的出世是非常坚决的。他把自己完全融入到山林田园中去，融入到平淡无奇的农村生活中去，表明自己与官场和俗世的完全决裂。陶渊明对自然的向往与回归，他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他归于平淡却又能在平淡中发现诗意的心态，他为保全自己的人格表现出来的毅力和决心，使他成为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很多士大夫在失意的时候往往能从陶渊明那里找到安慰。但实际上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在陶渊明那里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在他隐居以后写下的一些咏怀诗和咏史诗中，可以明显看到他内心深处的忧愤是既深且广的。最典型的如《杂诗》其二“：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度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余和，挥杯劝狐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又如他那首著名的《咏荆轲》，写得慷慨激昂，愤激之情溢于言表，流露出他思想中的另一面。而且，陶渊明虽然对他的隐居生活怀有真诚的热爱，但他所选择的这条出世的道路却不能被绝大部分文人所接受，因此，他只能被知识阶层当作精神上的一种安慰和寄托。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典型代表，魏晋时期出现的一大批名士却与陶渊明截然不同。如果说陶渊明的心态是内敛型的，那么他们大部分就是外露型的，典型的如嵇康、刘伶、阮籍等人。由于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他们大部分与官场和世俗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他们又不能完全忘怀现实，也不愿意象陶渊明那样归耕田野，隐居山林。于是他们便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适性、自足的生活，试图找到心灵的平衡与精神的慰藉。但越是这样，他们的痛苦也越深。企图超越现实却又不能忘怀现实，于是他们便或者变为愤激，愤世嫉俗，蔑视一切；或者变为忧闷，自哀自怜，意志消沉。可以说，魏晋文人大部分在精神上是非常痛苦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无法解决入世与出世的这一矛盾问题。 　　李白号称“诗仙”，这主要应是指他神奇飘逸的诗歌风格，但也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李白很逍遥自在、无忧无虑、超凡脱俗。其实李白的精神痛苦是很深重的。李白本来有高远的理想与强烈的济世之心，所谓“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充分表达了他救世济民的理想。但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往往使他陷入痛苦的深渊。他反复悲叹“：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月楼饯别校书叔云》）。他诉说自己找不到出路的悲哀“：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