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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坤：没有作家协会更难 2012年10月25日14:14 来源：北京晚报 赵李红 《人民文学》首次给话剧剧本颁奖 　　听到著名作家、北京作协副主席徐坤创作的话剧剧本《金融街》获得“2012年《人民文学》茅台杯文学奖”的消息，记者打电话祝贺并约她采访。她说忙，单位有事，周末还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给北京市职工业余文学讲习班讲课，顾不上。再次被拒绝，记者颇感遗憾。上次约她采访是八月，从报上得知徐坤又捐出20万元稿酬，给甘肃陇南豆坪小学设立“作家爱心助学基金”，想请她谈谈，徐坤在电话里却淡淡说了句“做了应该做的”，就婉拒了。 　　早有耳闻，说中国作家团队里有几个能言善辩的名嘴：莫言、刘震云、余华、阿来、李洱、徐坤，都特别会讲，一旦他们凑成搭子出访交流或主持华文论坛，往往互相映衬，文本互动，彼此搭台，举重若轻，纵横捭阖，效果惊人。最为著名的莫言在法兰克福的演讲和徐坤在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的演讲，都收入中国作协编撰的《中国作家对外交流演讲集》中，流传甚广。于是周末追踪而至，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西配殿的讲台上，果然见识了“虽为女流，堪称大侃(王蒙语)”的徐博士老师的范儿。一段开场白，就让台下四十多位学员听得笑逐颜开。 　　徐坤说：作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第一个来咱班讲课的老师，我非常荣幸！昨晚，在微博上看到刘震云在北师大演讲爆棚，他说他对莫言获奖的感受是：“就好比我大哥娶了一房媳妇，我只能祝他洞房花烛夜幸福。至于我自己什么时候结婚，到现在还没想。”按照震云我二哥的这个说法，作为本家“妹纸”的我也要说：听说我大哥娶了媳妇，“妹纸”我立刻欢天喜地、奔走相告，到处跟人显摆说：快来看哪！我大哥有能耐！咱家趁钱！ 　　中国文学已被妖魔化 　　记者：刚才主持人说您是第二次来职工业余文学讲习班来讲课？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讲的什么内容？ 　　徐坤：大概是六年前。讲的也是类似题目，文学是心灵通道。今天讲文学的救赎，重点分析莫言的《蛙》、刘庆邦的《神木》、刘恒的《集结号》。做公益，传播文学精神理想的种子，我是随叫随到的。文化宫搞这个文学讲习班本身，就是善举，我支持他们。来听课的人也不容易，有的大老远从门头沟、顺义、大兴那边赶来。我们这些搞专业的，不能辜负了人家，得把自己的心得传授给他们。 　　记者：我看到听众当中有50后、60后、70后和80后的文学爱好者。看到他们拿着您早期出版的《北京以北》、《狗日的足球》、《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等著作让您签名，有什么感觉？ 　　徐坤：我很感动！其实每次给基层作者讲课，都是我自己受教育的过程。就觉得还有这么多人热爱文学，这项事业还是大有希望的，自己没有入错行。我给他们写的是“文学是灯”，“文学是一种精神生活”。 　　记者：看到你在微博中写道：莫言获奖给文学界注入了一剂兴奋剂，提振文学地位和士气。为什么这么说？ 　　徐坤：莫言这个奖来得太重要、太及时。我从中国社科院学者的岗位调到北京文联当专业作家已十年，这十年来，从中体会到了压力巨大。外有以德国退休学者顾彬为代表的 “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内有一些人对作协体制的攻击，两者都在共同妖魔化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 　　这些年来，作家待遇低，边缘化，耗费大量心血创作没有回报，许多困难和压抑都是外人难以想象的。之所以还要坚持写下去，是因为热爱，以及前辈作家榜样力量的精神支撑。莫言的获奖，无情粉碎了那些诋毁的流言，让世界关注中国文学，让中国以自己的文学和自己的作家为荣。莫言的获奖，也许在物质层面上，帮不上其他作家什么忙，但是，能够提振文学地位和士气，让作家重新受人尊重，也不错了。写作是个人的一种精神生活，能够使自己的心，有个稳妥的驻扎。 　　记者：作家如今受人尊重很难吗？ 　　徐坤：可不嘛！总有一些人把作协和足协相提并论，没事儿就拿足协和作协踩咕踩咕。当然，踩咕最多的，还是足协。 　　记者：人们踩咕的是机构，跟个人还是没关系吧？ 　　徐坤：唉！有了机构都很难，没有机构会更难。要是人人都说京剧该死了，你说那些唱青衣花旦武生花脸的，还有个什么唱头？还会有社会地位吗？ 　　三获《人民文学》奖 　　记者：你写作20年了，至今获奖无数吧？听说这是《人民文学》成立63年历史上，第一次把年度大奖颁给一个话剧剧本？ 　　徐坤：这次话剧剧本《金融街》是我第三次得《人民文学》奖。第一次是1994年的中篇小说《先锋》；第二次是2009年的中篇小说《通天河》。得《人民文学》奖不容易，我很看重这个奖。全国最拔尖的作品都发在他们这儿，竞争激烈，评奖委员会由专家评委和随机抽签的读者组成，编辑部的人不参加意见，谁也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得他们的奖比诈金花还难。至于说到这是《人民文学》成立63年历史上第一次把年度大奖颁给一个话剧剧本，这话不假。但前提是，人家前边发过的两个剧本——刘恒的《窝头会馆》和邹静之的《花事如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