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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汉学”与东西方对话 陈 珏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数十年连续推出重要专书约五十种，在汉学界影响深远，已经成为一种经典。 “新汉学”缘起 “新汉学”是近年大家谈得很多的一个名词，去年底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一个非常重要话题就是“新汉学”。“新汉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可能每个人讲法都不一样。这样一个新概念正在形成中，所以人们有不同的说法。追根溯源，大概是2010年前后，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场合，被不约而同地提出。当时便有不同看法，今天更是如此。然而，无论哪一家的“新汉学”，不管内容是什么，都和东西方对话有关。东西方对话可能吗？有学者认为可能，也有学者认为不可能，近来有学者认为： 即使它看来不一定可能，我们也应该试着通过实施对话来考察其可能性，坚持在不可能之中，体验这个不可能，尝试这个不可能。 这些意见都非常精彩，展示了“新汉学”与东西方的对话，在今天呈现出非常复杂多元的状况。笔者也是在3年前，进入“新汉学”领域研究行列的，站在历史学家的立场，风格比较重实证，起点便是两岸清华“汉学的典范转移”合作研究计划。百年清华史与汉学史的关系源远流长。当年赫赫有名的国学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便与法国汉学、美国汉学、德国汉学、日本汉学的关系很紧密。此后数十年，清华师生出现过许多国际汉学界驰名的人物，不胜枚举，有目共睹。时至2009年台湾清华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共同筹备2011年百年校庆，为促进两校同仁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密切合作，合力推出两岸清华合作研究基金，每年编列等量经费，由两岸清华学者自定主题，选择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各领域中的前沿问题，共同提出申请，展开研究。拜清华源远流长的汉学研究传统之赐，两岸清华“汉学的典范转移”合作研究计划成为两校首批各自核定的24件合作计划中少数的文科计划之一，执行期从2010年1月到2011年12月，由笔者和时任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张国刚教授共同主持。两岸清华“汉学的典范转移”合作研究计划的成功实施，使两校学者有了进一步扩大合作的意愿，从今年1月开始，延续3年的新的两岸清华“新汉学与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合作研究计划，便应运而生。 “新汉学”与比较文学 如上所述，两岸清华合作研究计划已经完成的部分是“汉学的典范转移”，而未来3年的重点议题则为“新汉学与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可以说是“新汉学”与中西比较文学。笔者曾提出： 汉学与中西比较文学这两大学科，都是东西方对话的一种，并互相包容。往往在汉学界看来，比较文学是汉学的一部分，而在比较文学界看来，汉学则是比较文学的一部分。 笔者曾提出：百年清华不仅有源远流长的汉学研究传统，也有源远流长的比较文学研究传统。出身清华的闻一多、吴宓、柳无忌、钱钟书诸公，哪一位不是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如今之两岸清华，不约而同，追随早期清华的汉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杰出传统，既成绩斐然，又各有侧重，分别列台湾与大陆之前茅。由此可见，两岸清华在迈向世界顶尖大学的路途中，以两岸清华合作研究计划为架构，在汉学研究与比较文学领域进一步携手合作，面对国际文科领域兴起的跨学科研究主潮，是共创双赢的应有之义，不可或缺。目前正在进行的两岸清华“新汉学与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合作研究计划，作为前列的“汉学的典范转移”合作研究计划的接力性扩展，计划以三年时间，将汉学与比较文学这两岸清华的传统强项联结成一体，继往开来。 其中的一个举措，为规划两岸清华联合召开“孟而康的遗产——比较文学与新汉学的跨世纪视野”国际研讨会（暂定名）。从“新汉学”和中西比较文学的角度看，杜希德与孟而康是20世纪后半期的两位标志性人物。杜希德是20世纪“汉学的典范转移”中的关键人物，而孟而康与钱钟书则是在30年前联袂推动太平洋两岸的比较文学和“新汉学”发展的先驱，其贡献具有划时代的破冰意义，在西方闻名遐迩，然而这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在汉学和东西方比较文学中的重大贡献，长期以来却鲜为中文世界所知。 两岸清华新计划中规划的“孟而康的遗产——比较文学与新汉学的跨世纪视野”国际研讨会，无论从比较文学角度，还是从新汉学角度，都将是一次继往开来的会议，寻找联结两者的内在纽带，预期也将能激起同样强烈的学术和社会反响。 东西方对话中的“新汉学” 笔者关注“新汉学”的提法和研究“新汉学”学理的构想时，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 “新汉学”究竟该怎样定义？笔者认为：“新汉学”如同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目前还不知道将来会长成什么样子，所以是一个目前完全不能界定，也不需要界定的概念。未来的15到20年，将是“新汉学”渐生渐长，逐步自我界定的关键期。 这个关键期中的重点，是在东西方的创造性对话中，展示“新汉学”学理中潜藏的方方面面，亦即东西方的创造性对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