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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文化与应急管理制度创新 2013年06月13日 16:21 来源：《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3年1期 作者：陶 鹏 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109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灾害文化作为社会整体应灾体系的核心构件，既形塑着正式应急管理制度又影响了多元社会主体的风险态度与应灾行为。本文聚集应急管理制度的灾害文化创新路径，通过建构理论框架以演绎灾害文化与应急管理间的关联性与复杂性，厘清了灾害文化在应急管理周期内的影响方式与机理，并提出需从“减灾文化”、“反迷思文化”、“社会学习”切入，进而转变个人、组织、大众、专家学者、传播媒介等主体的灾害认知、态度以及行为，最终达成应急管理制度优化与创新。 　　【关 键 词】灾害文化 应急管理 减灾文化 反迷思文化 社会学习 制度创新 　　【作者简介】陶鹏，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博士后，北京　100084。 　　一、灾害文化：概念与缘起 　　与文化概念类似，灾害文化概念也呈现出复杂多元特征。通常灾害文化被等同为灾害大众文化，包括了灾难幽默、灾难游戏、灾难传说、灾难挂历、灾难诗作歌曲、灾难电影小说、媒体灾难周年祭专题、灾难涂鸦、灾难徽章、灾难卡通漫画等等。在灾害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灾害亚文化一词被广泛使用，灾害亚文化被认为是“关于社区在灾害整备、诠释、应变方面的经验知识的传承”。[1]还存在与灾害文化存在交叉的风险文化，即社会、组织以及个体受到社会背景文化影响而呈现出的风险态度差异。它们皆影响着一般社会大众、政府官员、应急管理人员、灾害研究人员等主体的灾害认知与行为。本文认为“灾害文化”是指对灾害管理的减灾、整备、反应以及恢复阶段产生影响的相关价值、规范、信念、知识体系。 　　文化转变乃是实现有效灾害管理的人文基础要素，摩尔(Moore)认为文化适应(culture adaptation)乃应对灾变的重要条件，[2]丹尼斯·美尔蒂(Dennis Mileti)在研究灾害与可持续发展关系时指出文化价值方面的转变对于减灾的重要意义。[3]在灾害文化理论研究路线上，主要存在着以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Anthony Olive-Smith)、苏珊娜·霍夫曼(Susanna Hoffman)、玛丽·道格拉斯(Marry Douglas)为主要代表的灾害人类学研究；[4]以克兰特利(Enrico L． Quarantelli)、摩尔等为代表的灾害社会学研究；[5]以及以克拉克·李(Clark Lee)、詹姆斯·肖特(James Short)、罗伯特·斯托林斯(Robert Stallings)等为代表的风险建构主义研究。[6]三大研究传统所聚焦的核心概念分别是“风险文化”、“灾害亚文化”以及“风险社会建构”，虽然灾害社会科学的文化研究范式以描述性研究居多且话语方式存在差异，但却为灾害文化与应急管理理论分析逻辑架构与政策设计提供了基础，本文旨在探索灾害文化与应急管理的影响机理，并揭示应急管理制度创新中的灾害文化角色与方式。 　　二、灾害文化与应急管理：一个分析框架 　　社区是基于家庭、人际关系与网络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社会基本载体。灾害的社区应对模式由来已久，它是以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为代表的自发社会过程的灾害适应。[7]以自发、弹性为基础的社区应对模式逐渐被以自觉、理性为基础的行政应对体制所取代，并成为当代社会主流应灾模式。这一转变为多种因素所驱使。一方面，人口增长与城市化进程使人类受到灾害冲击的损失愈益增大，灾害自身所带来损失的范围、程度引起了更大的社会关注并成为公共问题，灾害越来越具有政治符号(symbolic)意涵，政府不得不应对灾害。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与科层制的发展，政府愈益强大，愈益有能力应对灾害。这两方面的力量共同促使灾害应对模式走向依靠行政体制。现代化过程总是试图控制风险，灾害管理已经扩展到自然灾害、人为灾难、混合型灾难，全灾种(all-hazards)管理将行政体制应灾范围不断扩大，科层制延伸到具有不确定性、无序的灾害环境应对之中。 　　然而，超预期事件所引致的不确定性甚至深度不确定性给政府应急管理模式带来巨大挑战，显然，政府应急管理体系拥有专业技术、人力、资源以及组织保障。但政府应急管理同样存在失灵情形；其一，“重应急，轻风险”的管理倾向，政府应急管理体系注重对于灾害危机的应急反应，而忽视灾害危机的前端风险治理；其二，注重正式组织结构建设，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的应急参与；其三，强调应急管理技术性应对，而缺乏将灾害文化转变纳入应急管理建设目标体系；其四，应对深度不确定性情形时的能力与知识短缺，一旦超出预案、超出预期的事件发生，正式应急管理体系可能陷入停滞或功能中断。 　　人类的灾害认知从超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