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五人谈.docVIP

“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五人谈论文作者 詹福瑞/王小盾/傅刚/周月亮/杨乃乔　　河北大学教授 詹福瑞　　文学自产生之初，就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之中，与其他社会文化扭结在一起。其他的社会文化以一种类似于场的效应的形式影响文学，体现于作家的审美心理、文学观念、作品的主题、体裁、风格和艺术技巧等各个方面。所谓文化的研究，即把中国古代文学置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宏阔背景和综合关系网络中加以考察，以揭示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生成的文化原因、文学的文化性质。　　这种研究，是一种趋向会通思维的研究。它不仅要求从多种文化纽带审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文学现象，而且对其作圆融通照的研究。这样，就改变了剥离式或单一的研究思维模式，赋予文学研究以宏阔的视野和融通的思维模式。譬如，关于梁代宫体诗的研究，旧的文学史和研究文章多把它视为帝王荒淫生活的反映，在价值判断上也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这种研究方式，无疑是一种把影响文学的单个因素与其他因素剥离开来的研究方式，是典型的单一式的研究思维。近些年文化研究的兴起，打开了宫体诗研究的广阔视野，研究者从佛教文化、都邑文化和军伍文化等多种文化关系来观照宫体诗，就比较全面、比较合理地揭示了宫体诗产生的文化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对宫体诗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刘勰主张，研究文学现象要追求一种圆融通照的境界。　　文化的研究，还是一种带有鲜明的寻根讨源思维特点的文学研究。发现新的问题，揭示某些未被发现的文学现象，固然是其主要任务；但文化的研究，并不驻足于此。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任何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都有其生成的文化根源。对中国古代文学作文化的研究，必然要把研究的目的定在对文学现象的寻根溯源上。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正是靠这样的研究得以解决。如四声是古代汉语固有的一种声调现象，但是诚如沈约所言，多历年代，“此秘未睹”。到永明时期，始揭此秘，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永明声律论，创作了永明新体诗，直接影响到近体诗的形成。四声的发现，是古体诗向近体诗转变的关键。四声的自觉，有多种文化原因，其中随佛经翻译而来的对拼音原理的进一步自觉，对四声的发现，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陈寅恪《四声三问》即揭示了四声发现与佛经转读的这一层关系，把四声八病说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闻一多通过神话研究来探求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伏羲考》、《高唐神女传说》等文章，均以文学为材料，进行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成为我国最早从事文化人类学的成功范例。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钱柳因缘诗释证稿》，以诗证史，也是通过中国古代文学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典范。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罗宗强先生的《魏晋玄学与士人心态》等著作，都是从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来开展古代文学研究的高水平的成果，它们的实绩也昭示着文化的研究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文学研究是否需要技术　　扬州大学教授 王小盾　　其一，随着知识积累逐渐加深，对认识过程的复杂性有了更充分的估计，觉得那种一蹴而就的图像思维方式只能在幻想中解决问题，因而开始重视对事物细节或局部的研究。其二，由于接触了大量史料，对思想的建立过程有了更清晰的了解。知道理论总是对一定经验事实的概括，于是对那些从原则或框架出发的“研究”产生了怀疑，而倾向于把逻辑问题还原为历史问题来解决。其三，由于研究经验逐步增长，对学术的本质有了更透彻的认识，懂得学术有别于意识形态活动，其目的是追求对于事物原因、原理的解释，因此，认为只有那种依据可靠史料、用切合对象本性的方法、通过严密论证去解决个别问题的工作才算研究。其四，由于认识的逐步深化，或者说，是由于“刨根问底”的需要。　　以上过程，也可以说是技术倾向逐渐强化的过程。因为一旦把追求认识中的客观成分当作目的，那么，就会重视事实和细节，重视史料的品质，重视论证和表述的细致；一旦关注事物的广泛联系，那么，在研究工作中就会追求多种学科手段的综合。例如我曾有一段时间从事“隋唐燕乐歌辞”研究。这一专业就意味着，要以文学和音乐这双重眼光来审视中国诗体文学。所以这一阶段的收获主要有两条：一是能够比较深入地认识一些文学现象的本质（文学存在的本来形态是音乐形态），二是非常自然地使用了多重论证的方法。举一个例子：当我把《胡笳十八拍》作为琴歌来研究的时候，我必然要利用七弦琴艺术史的资料、现存琴谱资料去考察它的形成，而不是仅仅使用文学史料。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后来十几年的研究工作中，我还尝试运用过语言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民族学（文学是一定文化共同体的生活技术和交际手段）、考古学（文学及其思想最早是记录在器物之上的）、科技史（文学的历史可以理解为记录手段和传播手段演变的历史）、中西交通史（文学依靠不同文化的相互刺激而得以更新）等学科的资料和分析方法。这样做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