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学与法治国家的刑事政策.docVIP

　　犯罪学与法治国家的刑事政策 犯罪学是为国家的犯罪控制寻找犯罪原因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知识兴趣和对应的适用领域又都是由国家的刑事政策所决定的。因此，犯罪学始终处在科学自主性和实务有用性两者间的紧张关系之中。 法治国家的刑事政策是法政策的一部分，它着力预防和处理犯罪行为，并对犯罪后果进行合理安排；它的规划领域不是犯罪，而是对它的控制。因此，刑事政策主要是控制政策，其次是预防政策。它的主题极为广泛，只要这些主题对于犯罪至少是有影响的，而且是可以讨论的，都可以纳入刑事政策的范围。比如，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网络和媒体、武器管制规则、警力部署和司法机关的人力配备等等，都可以成为刑事政策的对象。刑事政策的核心问题是对于是否投入以及怎样投入刑法的和非刑法的控制、预防措施做出判断，寻求对犯罪行为的正确反应：哪些行为应该给予刑罚处罚？究竟是采取强硬的路线还是温和的路线？多大的刑罚幅度对于犯罪是适当的？刑事程序上的具体安排也属于刑事政策的决策对象。比如，被告人应该享有什么样的权利？被害人应该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另外，刑事政策也要对刑罚的具体执行方式和被害人的赔偿做出合理的选择。 为了更好地保障社会的内在和谐，刑事政策不仅解决特别有害的行为方式的犯罪化（比如，婚内强奸的犯罪化）问题，而且，由于社会观念的变迁不再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方式，刑事政策也要对其进行非犯罪化的工作（比如，同性恋的非犯罪化）。虽然，刑法与具有定义犯罪和防控犯罪功能的刑事政策之间关系紧密，但是，作为社会政策一部分的刑事政策与犯罪学的紧密程度高于与刑法的关联。 犯罪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促进刑事政策思想和理念发展的思想库1 。一方面，刑事政策并不是在真空中起作用，其思考和决策的根据是关于犯罪的犯罪学事实和解释，犯罪学成果丰硕的专业贡献，有着非同寻常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另一方面，犯罪学面临这样的危险：它作为科学的客观本意，可能会因为与刑事政策的紧密关系而丧失2 。因为作为科学，它必须经常警惕和排除日常政治所支配的利益取向，并在此意义上申明其科学自主性。 就像任何形式的政策一样，都要为其活动在舆论上找到合理的理由，现实的刑事政策也不例外。法治国家的刑事政策，并不是简单提出来马上就可运作，而是要把它的行动方针交付公开讨论，做出易于接受的解释，获得公众的支持。在交付公众讨论形成舆论的过程中，推波助澜的往往是媒体。媒体不是政府公告的单纯造势者，他们以让最广泛受众能够理解的方式，提出自己关于事件的命题。刺激公众情绪和提高对问题的关注度，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置于简明而突出的背景之下。现实的刑事政策必须配合媒体，对其活动领域进行这种简明而突出的报道。刑事政策的着重点、行动需求和时间压力，都受制于媒体所塑造的民意。 比如，恐怖问题的媒体讨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恐怖主义分子要在政治上形成对国家的强制，途径是通过恐怖活动在社会上造成和传播恐慌和恐惧。道德恐慌理论研究了恐怖在公众中引起的效应。认为，道德恐慌是公众对于社会问题激烈而过度的反应。道德恐慌的理论根据是人们对世风日下的感触。这种感触促发了人们对这种道德堕落的迫切关注。道德恐慌与担忧有关。即，公众担心他人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在社会上造成的可感知的后果。此外，公众还希望挖出引起恐慌的民间魔鬼3 。而媒体经常进行这个方面的报道，媒体加剧公众潜在的担忧，让公众对问题日益敏感，甚至产生神经质。媒体造成的这种直觉危险比实际的潜在威胁更大；媒体激发的对问题的过度关注，强化了解决问题的紧迫感，使得问题的严重性大大超过了其真正的严重程度。媒体让公众对犯罪产生了与客观的安全形势不符的恐惧，让公众对安全保障的诉求日益高涨。公众认为，问题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迫切而严峻的，需要不惜代价地进行及时应对。这就是为什么对特定事件的道德恐慌或者神经过敏会如此之快地在立法上得到反应。当公众受到媒体渲染的死亡威胁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反恐刑法出台和持续膨胀以及反恐工作机制形成如此之迅速了。在媒体社会，社会期待决定了现实的刑事政策的议程，而这种社会期待的形成和表达都是由大众媒体塑造出来的。 因此，与刑事政策关联紧密的应用犯罪学，就被动地陷入媒体的影响。什么样的研究题目是重要的，何种公共手段可以应用于何种研究，何种形式的何种研究结论将会引起公众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媒体导向的结果。而刑事政策把这种问题导向认作问题解决的推动力。 前面已经提到，学术上的自主，要求应用犯罪学与现实的刑事政策及其由媒体塑造的日常政治议程，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持一定的距离，就要求应用犯罪学应该影响现实的刑事政策；应用犯罪学不应以现实的刑事政策模式，而应以理性刑事政策的规范模式为目标。这里的每一种模式都产生于启蒙时代，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犯罪预防，都希望引入批判科学而让自身能够达到理性意义上的运作。为让现实刑事政策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