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的复魅与祛魅——环境利益何以平衡论文.docVIP

　　环境法的复魅与祛魅——环境利益何以平衡论文 .freelan”，它既有“人类”的含义，也表示个人，只是汉语文本翻译为“人类”罢了。“人权”一词的英文本来就是“rights of man”，罗斯福夫人认为，这一措辞可能使人误解为只是男人的权利，才有了“human rights”的用词。如果《人类环境宣言》原则一的这一措辞表明，环境权的主体是人类，那么，所有的人权都是人类人权了。另外，解读《人类环境宣言》文本也不能说明环境权的实在法意义，该宣言原则一对环境权利的用语是“the fundamental right”，的确强调了环境权利的基本人权性质，但是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并且这一宣言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淡化了环境权利的人权性质，其原则一对环境权利的表述是“they are entitled to……”，直到2002年约翰内斯堡地球峰会，各国才承认考虑环境与人权的可能联系。24 将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作为第三代人权产生的标志，大有可以商榷的余地。可见，通过《人类环境宣言》文本论证环境权的主体是人类，是无的放失。 人类环境权论的第二条进路是，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的非对称性，即环境权指向环境整体，而环境义务则指向环境局部，但取得环境保护的理想效果，则需要所有义务主体的积极行动。个人的权利主张没有对应的义务主体，只有人类这一权利主体才能与人类这一义务主体对应。25 这种论证方法实在让人费解，既然破坏环境的行为是局部的，为什么不能让个人或社会组织承担环境义务呢？那为什么又出现了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的非对称性的问题呢？诚然，环境保护需要所有人的行动，难到这不是由单个人的义务组成的吗？这种子矛子盾的论证，是由于预设了环境权的主体是人类。实际上，环境权调处的公民和国家的关系，其客体是国家行为，不是环境本身，权利内容是防御国家侵害环境的良好状态，又要国家促进它，对应的义务主体是国家。 人类环境权论者也不得不承认，强调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的主体是人类，徒劳无益。人们总是更关心仅仅属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自己所属群体的共同利益，环境保护的实践证明，在人类整体环境利益面前，个人没有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但人类环境权论的解决方法是，国家强制公民履行环境保护的义务。26 这种人类环境权论又倒向了环境义务论，实质上环境权否定说。 人类环境权论最终将环境权定性为“自得权”，是权利与义务合二为一的权利类型，并且也自己承认，这是一般法理学理论不能解释的。27 的确，权利主体和相应的义务主体集为一身的权利，是闻所未闻的。如果真的存在，人类能够不履行环境义务，也不享受环境权利吗？台湾学者叶俊荣认为环境权主体只能是个人，28 人类环境权论的反驳是，人人的权利之和不等同于人类的权利。的确这不等同，但是，人类的环境权利就能代表所有个人的权利吗？逻辑是一致的。人类环境权论认为，环境权主体是个人的观点，只是追求权利可能产生的后果，而不是权利的法理是否成立。然而，人类环境权论在自己创立的法理中是成立的，可是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二） 政策化的环境立法和执法 中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的基本内容是宣示国家的环境政策，规定政府各部门环境管理的职责，以及自然保护、防治污染的基本制度及其法律责任。尽管，后来的环境保护单行法对这些基本制度有所发展，但是仍然没有超出《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框架。实质上，目前中国的环境立法的现状，典型地体现了环境公益的认识，即公民和企没有与环境相关的权利，只有法律规定的义务，最终使环境法蜕变成环境政策，难怪有的坊间人士主张用《环境政策法》代替《环境保护法》。 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主体的泛化，使环境法律成为环境行为选择规则之一，而不是必须遵循的规范。法律文本效力并不在于是否具有内在效力，而在于社会成员的普遍承认，否则只能成为具文。29除此之外，当政策与法律相吻合时，法律规范即使得不到认同，也会获得效力，但这本质上是政策的实施，而非法律的执行。中国环境执法的不利局面，一直被归咎为，地方政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缺乏环境执法的积极性。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解释。中国的环境法律主要规定了政府管理企业的权力，即只是强调环境保护义务，而环境利益则想当然地被认为是公共性的，公民和社会没有要求良好环境状况的合法地位，环境执法的效果仅仅依赖政府的主观意愿。这才是地方政府殆于执法的真正原因。因此，地方政府的环境执法行为，仅仅是表演给中央政府，环境执法也就演变成了环境政策的实施，执法形式也就成了运动。例如，针对淮河流域的严重污染，1998年1月1日的“零点行动”，2000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一控双达标”行动。可见，中国的环境执法已经变成了中央政府强行推进的执法运动，这不能不令人质疑中国环境立法的科学性。 事实证明，这种运动式执法是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