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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重庆三千年 　　在中国历史上，因人获罪而改其所属地行政区名的事例恐怕莫出其右吧 　　渝中区临江路北侧，有一片夹在洪崖洞历史街区和重医附二院之间的老房子，这里是老重庆人熟悉的解放碑戴家巷社区。最新的规划是，这里将会重新打造，并围绕洪崖门城墙遗址建一条山城步道。 　　洪崖门只是重庆17个老城门之一。 　　古城郭的历史始于战国晚期 　　重庆建城的历史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巴国，《华阳国志》有“巴子都江州”的记载，从考古发掘的遗迹来看，古代巴人的生活器皿与埋葬遗骸沿长江两岸均有分布，但更多则集中于重庆主城到三峡沿途一带。 　　这也是因为古代巴人的主要活动区域还是集中于三峡地区，虽然重庆最终成为巴国的都城，但在巴人漫长的发展与迁徙历史中，重庆只是其由东向西拓展的末段。 　　在对重庆主城的考古活动中，没有发现战国以前城墙的遗迹，但却留下了一座经过后人反复修葺的巴蔓子将军墓及其传奇。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蔓子在巴国内乱时向临近楚国借兵，许诺以三座城池为代价。随着内乱平息，当楚王遣人索要城池时，巴蔓子不忍牺牲祖国，便自刎以头颅报答楚王。从此以后，巴蔓子就成为古代重庆的一个传奇，其墓地在明代时就被人祭祀。如今在通远门外的莲花池附近，还保留民国初年重新修建的巴蔓子墓。 　　史书上明确可查的重庆古城郭历史始于战国晚期，纵横家张仪率秦军占领巴国后在江州（今江北）筑城，设立巴郡。当时的秦军是自北而南攻入巴国，所以筑城的防御对象也主要是针对楚国及重庆南边的山地民族。 　　2005年前后，在重庆江北区嘉陵江长江交汇处一带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型汉代建筑构件与城池排水系统遗迹，近年来在这一代发掘的汉代墓葬及器皿更加印证：此处正是史书中记载的北府城，也就是秦汉时期巴郡的郡治所在地。而今天在这一带尚存的城墙城门遗址，则是明清以后设置的江北厅所建。 　　由此可见，即便是重庆的行政中心迁至渝中半岛之后，江北嘴一带依然是拱卫重庆的重要军事要塞。这主要是因为重庆的地形呈丘陵起伏，二水环绕，作为天然要塞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描述刘秀与公孙述争夺巴郡（江州）的拉锯战时，《后汉书》以“城固而粮多”来形容其易守难攻。这里的江州城就是指的古江北城。 　　三国初定城郭，“重庆”得名近千年 　　到了三国时期，蜀国名将李严将江州的治所从嘉陵江北岸移至现在的渝中半岛，并修筑城墙，初步奠定了后来重庆城郭的基础。 　　从两晋到隋唐，重庆的行政称谓由江州变为渝州，一直是巴蜀地区的重镇。按照《元和郡县志》记载，此时的渝州是中等规模以上的州。 　　遗憾的是，在重庆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已很难发现隋唐时期的城墙城门遗址，史书上有关记载也不甚详细，这是多个因素所致。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社会大动荡与战乱重新改写了重庆历史，甚至包括城郭地貌。 　　关于重庆宋代的变迁，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插曲。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当时的渝州改名为恭州，缘由竟是因为当地土著出身的国子博士赵谂因谋反伏诛。《宋史》上关于赵谂案记载寥寥，但在宋人的笔记中却记载甚多。尤其是王明清的《挥尘录后录》中，详细记载赵谂因同情苏轼、曾布等人而口出狂言，导致家破人亡一事。改“渝州”为“恭州”，朝廷用意颇为明显：让其恭顺，低首致敬。在中国历史上，因人获罪而改其所属地行政区名的事例，恐怕莫出其右吧。 　　但恭州这个惩罚性的名称为时并不长，到了南宋孝宗乾道十六年（公元1189年），恭州便改为今名重庆，并升格为府。起这个名，是由于当时的皇太子赵??庆贺自己的双重喜事：先封恭王于恭州，随后又被定为皇太子。 　　元军在四川的梦魇 　　然而，最终注定重庆历史地位和城郭风貌的，并非戏剧性的政治风波，而是南宋后期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抗蒙战争。 　　在此期间，重庆成为抗蒙的西线指挥中枢和行政中心。随着蒙古人南侵彻底毁坏和占据成都平原之后，四川安抚制置司衙门便移至重庆。为了抵御蒙古人强悍的攻势，历任四川制置史从彭大雅、余?d到张珏对重庆的城郭范围与城墙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与加固。 　　特别是彭大雅在四川制置安抚副使兼知重庆府任上，大力筑城，将重庆城郭向西拓展至通远门、浮图关一带。目前尚存的城墙以及出土的遗址都显示了宋代、明代、清代叠加的痕迹。 　　重庆城郭扩大，这使得重庆在抗蒙战争的洗礼中得以坚城严池的形象坚持到宋亡之后。连同重庆北面的钓鱼城，重庆城成为元军在四川的梦魇，甚至最后沦陷也是在南宋降帝的诏书和降将的游说下而逐步放弃抵抗的。 　　重庆城能成为抗蒙战争中“西蜀之根本”，除了将士百姓的坚持抵抗意志之外，与其依山傍水、城壁坚固、围而难严也有密切关系。南宋军民在四川境内沿江及沿山地区创建了山城防御体系，该体系算得上是中国古代筑城技术的巅峰之一了。 　　城门布局明代确定延续至今 　　明代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