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经济思想的返本开新论文.docVIP

　　论先秦儒家经济思想的返本开新论文 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先生在其《美国华侨与中国文化》一文中写到：“文化的力量大于国家的力量”。“文化是超越政治的有效保证”。“对中国人而言，文化才是第一序的观念，国家则是第二序以下的观念”。进而指出：“远离本土政治的海外中国人则最具备实现文化统一的条件。这是他们的神圣使命”。诚然，在当今世界中，华人几占世界人口比例的四分之一，乃是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地的华人圈里，文化认同已是时代潮流；然而，如何认同？认同什么？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有学术意义。一般而言，文化认同是指对共同时空背景下不同文化系统的一种态度、一种识别；因为每一种文化总是存在着在某一个文化系统的参照背景下的“自我形象”。文化认同的核心是利用自身文明的成就创造新的价值观，而不是简单的“回顾”。“本是同根生”，大家都是炎黄子孙，恐怕无不认同；但是，就文化认同而言，却依然有歧义。在中国大陆的十三亿多的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的信仰认同为马克思主义，这是由官方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但是，海外华人、海外侨胞或者是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或地区未必会如此认同。那么，他们的文化认同应该是什么呢？ 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传统中国是个儒教国家，已基本被世人所接受。至于是“儒教”还是“儒家思想”尚有争议，在此存而不论；但是，儒家思想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是古老中华文明之“魂”，是古代中国社会的立国之本，恐怕分歧不会太大。“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高旭语）自孔子伊始，儒家一系虽历经坎坷，却依然经久不衰；其生命力之强，影响力之大，受众之广，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没有一种宗教、学说可与之相比拟。 钱穆先生称赏章学诚在《原道》篇所提出的“圣人学于众”的创见，章氏说：“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籍以见道者也”。钱先生因此而认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不是几个古圣贤凭空创造出来而强加于中国人的身上的。相反的，这套价值早就潜存在中国文化—生活方式之中，不过由圣人整理成为系统而已。正是由于儒家的价值系统是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所以它才能反过来发生那样深远的影响”。“他深信儒家的价值系统不但是造成中国民族悠久与广大的一个主要动力，而且仍然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一个精神的基础”。“他把儒家看成一个不断与时具新的活的传统”。 西周时的“周公制礼”就是在先民生活的基础上，将这些道德观念，行为规范落实为社会制度化，以形成社会公德，以维系社会秩序。而“礼”则成了古代中国制度结构的主要内容。到了东周春秋年代，“礼崩乐坏”，进而天下大乱；此时的孔子便倡导“致中和”，“克己复礼”，“天下为仁”；这种在制度均衡基础上的制度安排成了儒家思想的政治理想。孔子提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尧曰》）；而其实施方案便是“礼治”。孔子奠定了儒家价值体统的基本内核。到了孟子的“仁政”，荀子的“礼制”思想的提出，从而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进一步理论化或体系化了，完成了儒家思想的制度化改造。“内圣外王”、“仁政”、“礼制”等的道统、政统、学统等观念基本形成。这是儒家思想的第一次返本开新。但是，这种价值体系在穷兵黩武的时期，“内圣”可以，而“外王”却无法开出。在法家的富国强兵，“利出一孔”的感召下，由秦而“定于一”。在暴秦的统治下，儒家几遭灭顶之灾：“焚书坑儒”。 到了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死而复生，可谓是第二次的返本开新，是“内圣外王”的第一次实施，更为严重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而后，自魏晋起，佛教思想流入中原，“心性”学说弥漫学界；儒家思想又面临一次新的挑战；一直到了宋代，儒家融佛于儒，于是有了程朱理学的“新儒家”的兴起，儒家思想又是一枝独秀；这是第三次的返本开新。从此，儒家思想伴随着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而共存亡。今人说中国在十八世纪前，中国的经济引领世界潮流，儒家思想，尤其是其经济思想，应该功不可没。 进入近代史，面对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制度遭遇“三千年来未有的变局”(李鸿章语)；中华帝国彻底崩溃；更在“五四运动”的健将们“打倒孔家店”的震慑下，直至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立四新”；儒家文化几乎被清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而一蹶不振了。曾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张申府语）；却始终未能救出来。可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海外“当代新儒家”学派的教外别传，大有“墙内开花墙外香”之势；可谓别开生面矣。如今，国内外祭孔活动的此起彼伏，不由得不令人重新反思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眼下有人提出的“后儒家文化（post-confucianculture）”的观点也是令人颇堪玩味的。 自汉代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