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诉讼代理规则的改革与完善.docVIP

　　论公民诉讼代理规则的改革与完善 公民讼诉代理是程序法确认的一项法律制度， 由于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目前基本处于无准入条件限制的状态，人民法院是否准许、如何准许公民诉讼代理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准确定位公民诉讼代理性质，区分公民代理类型，规范公民诉讼代理条件，完善人民法院审查规则，不仅是和谐诉讼的迫切需要，也是完善我国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 一、公民诉讼代理的演变与现状 所谓公民诉讼代理，是指在司法诉讼程序中，非律师公民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并按照法律规定的权利和程序参与法庭诉讼以及与诉讼相关的法律事务的一种活动。广义上的公民诉讼代理人指除执业律师以外所有公民诉讼代理人，包括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法律工作者、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狭义上的公民诉讼代理人专指我国诉讼法中所规定的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 公民诉讼代理在我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我国奴隶制社会代理人作为贵族的替身参加诉讼。封建社会的刀笔吏和讼师已作为一种固定职业。元朝始有法律规定，官员以及年老疾患者的亲人、家属可在特定的家事诉讼中代理诉讼。 西方各国诉讼法律制度中原则实行律师代理，但不排除有限制的公民诉讼代理为补充。日本律师法第72条规定，不是律师，不得从事以取得报酬为目的的诉讼案件、非讼案件等法律事务的处理。我国台湾地区有类似立法。[2] 旧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以及北洋政府参照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规定了律师代理制度。[1] 人民司法的公民诉讼代理制度的雏形源于苏联的做法，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颁布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第24条规定，被告人为本身利益，可派代表出庭辩护，但须得到法庭的许可，该代表泛指一般公民。1936年延安颁布的《川陕省革命法庭条例草案》中，明确了必须是劳动者有公民权的人才有资格当选辩护人。1943年9月《苏中区第二行政区诉讼暂行条例》具体规定了公民担任代理人、辩护人或辅助人的范围。1954年的《法院组织法》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可以由人民团体介绍的或者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为他辩护，可以由被告人的近亲属、监护人为他辩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诉讼代理快速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初期产生一批公民诉讼代理人，成员主要是未取得律师资格的下岗人员、调解人员、法律院校或法学会教授、学者、司法机关离退休协会的离退休干部。 第二阶段是司法部出台《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后，允许律师以外的公民可以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在基层法律服务所从业，提供包括诉讼代理在内的综合法律服务，并可按规定收取代理费。第三阶段是普通公民诉讼代理的兴起。由于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对普通公民的诉讼代理行为不具有约束力，普通公民在接受委托代理诉讼时，只要不以律师、法律工作者名义即不违法。由此产生一批以诉讼代理为主业的个体职业公民诉讼代理人。第四阶段是法律咨询公司的出现。由于公民诉讼代理受到无偿法律服务的限制，个体职业公民诉讼代理人为求得从业收费合法化，充分利用市场中介行业准入条件低的优势，依据公司法的规定，通过向工商管理部门交纳一定数额的注册资金成立各种形式的法律咨询机构。该类机构无须通过司法行政部门的审核批准，甚至无须登记备案。借助该经济组织以法律咨询为名义进行超范围经营，公开或不公开的以诉讼代理为主业。在各个阶段中，不依附于组织形式的个人公民诉讼代理都有存在。 二、公民诉讼代理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尽管公民诉讼代理对推进诉讼民主化和提高诉讼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公民诉讼代理人法定条件在诉讼法上一直处于较为模糊状态，缺乏相应法律规范，因而在实践中显露种种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有的公民诉讼代理人以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较少顾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误导当事人乱提诉讼请求，盲目增大诉讼标的，使当事人付出较高的诉讼成本。有的公民代理人冒充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乱收代理费；也有的截留法院执行给付当事人的赔偿款；还有的在代理费问题上与委托人发生争议后席款而逃。 （二）扰乱诉讼秩序。一些公民代理人缺乏基本的程序法、实体法知识，不具备必要的代理经验和技巧。诉前大包大揽，向委托人作出过度承诺，吹嘘熟悉法院，挑动当事人滥用诉权，唆使当事人以各种理由迟延到庭。诉中不遵守法庭秩序，不按法庭争议焦点举证、质证，信口开河、东拉西扯、挑词架讼、胡搅蛮缠，干扰法院的正常审判活动。 （三）影响纠纷和谐解决。有些公民代理人不考虑诉请是否具有法律及事实基础，在明知当事人的诉请缺乏依据的情况下，仍竭力鼓动诉讼，不仅给当事人带来了无端讼累和经济损失，且人为制造泡沫化诉讼，浪费司法资源。有的公民代理人过分执着于判决的裁判形式，对于一些有调解的基础和可能性，通过调解可为当事人争取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