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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第三人侵害缔约利益论文 .freelary right）和次生的权利（secondary right）。其中，“次生的权利”就是救济权。霍菲尔德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两种权利。11 A拥有一片土地，A具有要求任何他人不侵害其土地的权利，这就是初生的权利。但是，B侵害了他的土地造成了损失，这时，A又获得了一个次生的权利，就是可以要求B赔偿其损失。在这里霍菲尔德没有指明A是如何“获得了一个次生的权利”的。其实在这里可以把权利及其所反映的利益行为结合起来考虑，这样“初生的权利”所反映的是一种利益未受损害或利益行为未受阻碍时的情形，而“次生的权利”（救济权），则反映了主体对所受侵害的利益得以复位的需要。这种“次生的权利”并不是主体凭空“获得”的，而是基于其长期的利益斗争在法律上的肯定。“次生的权利”的发达和兑现程度反应了法律之下人们实际的利益受保护的程度。 对上述的“第一次权利”和“第二次权利”，我国民法教科书中称之为“原权”和“救济权”。原权可被视为对主体现实利益（现实的利益客体如财产等不受侵害）和机会利益（为追求其利益的满足而为某种行为的自由）的肯定和确认。当原权所表达的这些利益受到损害后，便产生了救济的要求。救济权的产生便是基于这种利益救济的需要。原权强调的是对利益的肯定和确认，原权的设立是对针对未受损害的利益；救济权强调的是对主体的受损害的利益的补救，救济权的设立是针对受到损害的利益的。“严格地说，救济权的实质是在救济原权利所保护的利益，而不是救济原权利，因为权利只是一种规范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身是谈不上什么救济的，但是，每一种权利的设定，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护一种利益，而人们一般将权利与权利所保护的利益即法律上的正当利益视为同一个东西”。12 所以，从根本上说，救济是对利益的救济而不是对权利的救济，而救济权的设定不过是为主体受损害的利益得以复位提供一种可能。这还可从三个方面看出： 第一，权利本身即是利益的符号，权利产生的基础即是利益，不存在没有利益内容的权利。这样主体权利受侵害，必然意味着其利益受到侵害，否则，这种原权利的设立就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根本不存在的，或者根本就不能视作已经受到侵害的。既如此，所谓的对权利的救济最终总要归为对权利所代表的利益受损害后的复位。 第二，某些权利本身即可作为一种利益，如债权。这样，对此种类型的权利的侵害就直接等同于对利益的侵害。 第三，原权利本身亦包含着对所表达的利益内容加以保护的意义，但是这种保护的力度是相对微弱的，于是就有设定第二次权利的必要，以作为这种利益确实受到侵害时的最后的救济手段。 利益复位的实现并非都是救济权行使的结果，但救济权的目的却应是利益复位。因为并非在所有的受损害的利益之上都存在救济权。当主体利益受到侵害时，他的利益复位的内在需求总使他感到对所受侵害利益的救济的必要，当他的救济需求不能通过法律得到满足时，他便可能采取其他措施如自力救济等，以使自己受侵害的利益得以回复。 五、缔约利益 利益时时在发生着变动，导致这种变动的原因可能是他人侵害，也可能是客观情况如天灾、人祸、国家行为等等。但现代社会中，主体间利益的变动更多的是通过合同来完成的，笔者称其为“通过合同的利益变动”。 关于合同的目的，有人谓，“契约一词，一般乃指二人以上，以发生、变更或消灭某项法律关系为目的而达成之协议”。13 此种观点将发生法律关系视为合同的目的，混淆了合同与合同法的概念。在这里需要认清两个界域：实际生活界域和法律界域。合同本身并不属于法律界域，而是属于实际生活界域，属于法律界域的是合同过程中的权利、义务、责任以及何种形式的合同可被法律所规范等。做出这种区分的意义就在于：对不同的界域有不同的认识角度。合同法以保障合同行为为其任务，但要实现这种任务，却不得不研究作为非法律界域的合同本身。研究通过合同行为而产生的法律关系的变动是法学家的任务，而当事人在订定合同时往往并不关心所谓的法律关系问题，他们所关心的是通过合同能获得些什么，其通过合同欲达到的终极目的并不就是发生法律关系，而在于实现相互间的利益变动，从而实现更进一步的利益需求。“合同协议有一个主要的目标，即增进合同双方的经济利益”。14“合同当事人只有在他们双方都坚持要获取利益时才订立合同”。15 所以笔者认为，合同本身不过是当事人据以实现相互间的利益变动的协议，而相应地，合同活动则是当事人根据这种利益变动的协议而做出的一系列行为的动态过程。它以利益的变动为目的，以权利、义务、责任等为保障这种利益变动的手段。之所以用利益的变动这个概念，是因为并不是主体的所有合同行为都能为其带来利益，并且一方的利益有可能意味着另一方的不利益，所以单纯地讲“合同的目的是增进双方的经济利益”并不是对所有的情况都适用。不管当事人是否通过合同增进了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