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理性与非理性.ppt

《趣味博弈论》 杨驭云 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 第四讲 理性与非理性 人是理性、自利的，其所有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个目的。也就是说，人不但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而且知道该如何去追求。但现实中很多时候人们的行为并不完全由理性来操纵，或者说，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这在博弈论中值得关注和探讨。 最后通牒博弈 最后通牒是指一方向另一方提出的不容商量的或者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建议，一般用于处于敌对状态中的军事双方之中。但是，在人们日常的经济行为中，最后通牒作为一种竞争策略与手段也起着重要作用，它既代表谈判或者讨价还价过程的最后状态，也代表谈判或者讨价还价过程本身。 假设有100元钱要在两个互不认识的人之间分配，其中一个人是提议者，另一个人是响应者。这两个人要分配这100元必须遵循一个规则：提议者首先向响应者提出一个分配方案，响应者如果接受这个方案，那么双方就按此方案来分配这100元钱；如果响应者拒绝了这个提议，那么双方就什么都不会获得，这个博弈过程也就到此结束了。 在这个博弈中，博弈参与者双方不但完全知道要分配的金钱数额，而且也完全知道双方的策略和收益情况，因此这是一个有两个人参加的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一次性动态博弈。 在博弈第一阶段，首先由提议者提出分配方案，此时，他知道响应者是理性的行为人，他会提出如下一个方案：从100元钱中分配给响应者1分钱，而将其余99.99元留给自己。 到了博弈的第二阶段，响应者面临“同意”和“不同意”的两种选择：如果同意这个分配方案，他的所得为1分钱；如果不同意，那么他将一无所获，而且博弈到此为止。显然，作为理性人的响应者将会把选择“同意”作为自己的策略。 这样，在博弈结束时，理性的响应者只能得到1分钱，而提议者得到了自己所希望得到的最大份额99.99元，这里提议者正是根据响应者的理性的选择而使自己利益最大化。 但是，这种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是否能够实现呢？ 30年来，不少实验经济学家对最后通牒博弈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 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始于1982年的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在该校经济学系的古斯等三位教授的支持下，42名学生每两人一组参加了一项名为“最后通牒”的有趣的博弈论实验。 实验中两个人分4马克。其中一个人扮演提议者提出分钱方案，他可以提议把0和4之间任何一个钱数归另一人，其余归他自己。另一人则扮演回应者，他有两种选择：接受或拒绝。若是接受，实验者就按他们所提方案把钱发给两人。若是拒绝，钱就被实验者收回，两个人分文都拿不到。 为防止交情、一时冲动、事后的社会议论等因素起作用，实验采取双盲方式。提议者和回应者都不知道对方是谁。在实验规则宣布后，提议者有一天的时间作慎重考虑，之后填一张表报个数字交给实验主持者。实验者将报来的方案交给一位回应者，后者决定拒绝还是接受。 这个实验重复了两次。 第一次实验，参与实验的21组均对该题目缺乏经验，有7组的提议者建议对半分；有两组的提议者要求独占4马克，其中一位提议者的提议被接受，另一位被拒绝；其他12组提议者提出的分给回应者的金额均大于1马克，其中有个给予回应者1.2马克的分配提议被拒绝。 在第一次实验中提议者提出给回应者的比例平均为37%，共有2个提议被拒绝。 一周以后重复进行第二次实验。 经过一周的思考以后，许多提议者不像第一次实验中那样慷慨了，但是提议的分配额还是比马克的最小货币单位大许多。这一次的结果是提议者提出给回应者的比例平均为32%，只有两位提议者提出平均分配；只有一位提议者提出给回应者的金额小于1马克，该提议被回应者拒绝；三个给回应者1马克的提议被拒绝了；此外还有一个给回应者3马克的提议也被拒绝了。第二次实验共有五个提议被拒绝。 实验结果显示，不论是对提议者还是对回应者的行为，博弈论对最后通牒博弈没有得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而且也不能对现实世界中的人们的真实行为提出满意的预测。 主持实验的古斯等教授指出原因在于受试者是依赖其公平观念而不是利益最大化来决定其行为的。实验中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公平分配的倾向与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明显不相符。 之后，一些学者在不同国家以不同的金额也进行了数百次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 在这些实验中，平均出价水平最高的实验是提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