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政策的历史悖论.docVIP

重农政策的历史悖论 　　摘 要： 在中国古代社会，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思想深入人心，统治者也无不把农业看作是国家稳定的基础，重本抑末的重农思想可以说一直持续到晚清，为历代统治者所遵循。本文就重农思想所导致的中国文明发展的内卷化加以讨论。 　　关键词： 中国古代社会 重农政策 帝国政治权力 文明的发展 内卷化 　　 　　一、重农政策的形成 　　中国向来以农业立国。商鞅变法前后进行了十年，主要内容大都围绕着农业这个层面展开。根据《史记?商君列卷》所载，其措施和农业相关的包括：“（1）致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2）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显然，变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富国强兵，而推行以小家庭为主的自耕农是为了富国。但是秦国在实现以耕战强国的目标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农为本的指导思想，而且清晰地表达出这样一种特殊的国家体制，所有政策都是围绕着以耕垦田地为出发点展开的”，社会其它方面的发展都不得与之相悖。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就是几乎每个统一的王朝都会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中国传统农业是在国家全力倡导、监督下得以发展成为一种进步的形态。“农为邦本”的意识非常强烈，而这种意识绝非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它有一系列的政策举措保障。这些保障在特别“照顾”农业的同时，也意味着国家的一切都将要靠它滋养支撑。正是国家――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对农业的超强控制，使农业本身受到重压，使得发达的小农经济所产出的剩余产品无法以合乎经济的方式扩散、转化、辐射到其它经济领域，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缺乏合乎理性的自我运行机制，一切都在国家的监护之下。 　　随着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兴起，由于其可以为社会提供较高的粮食剩余，因此必将引发商品经济迅速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小农经济的分解，造成贫富对立、社会分化。面对这种情况，司马迁独具慧眼，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争之”。然而从富国强兵和巩固邦本的立场出发，汉武帝在重农抑末的名义下开始垄断天下盐铁，把工商虞由民间私营转为国家官营，而农业也没有了商品化的途径。对这一政策的后果，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的自序中分析得很精辟：“善言利者，则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强擅之，关市货物之聚，而商贾擅之，取之於豪强、商贾，以助国家之经费，而毋专仰给於百姓之赋税，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经国之远图也。自是说立，而後之加详於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则并其利源夺之，官自煮盐、酤酒、采茶、铸铁，以至市易之属。利源日广，利额日重，官既不能自办，而豪强商贾之徒又不可复擅，然既以立为课额，则有司者不任其亏减，於是又为均派之法。或计口而课盐钱，或望户而榷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计其顷亩，令於赋税之时带纳，以求及额，而征榷遍於天下矣。盖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强、商贾之徒，以优农民，及其久也，则农民不获豪强、商贾之利，而代受豪强、商贾之榷。有识者知其苛横，而国计所需，不可止也。作《征榷考》第五，首叙历代征商之法，盐铁始於齐，则次之；榷酤始於汉，榷茶始於唐，则又次之；杂征敛者，若津渡、□架之属，以至汉之告缗，唐之率贷，宋之经、总制钱，皆衰世一切之法也，又次之。” 　　如果农工商虞四业是由民间经营的，农民提供的剩余产品将会通过商业、手工业者的积累而在农工商虞四业中化为各种形式的产业，从而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然而由重农而抑商的政策反而限制了社会的可能发展。它一方面使得国家力量因对社会财富的过度掌握而无比强大，另一方面商人、手工业者会因这种政策而仅仅热衷于博取一官半职或求田问舍，由于被政治权力所压制，从而也就无法成长为一种独立的社会阶层。“在秦以后的王朝循环中，它一直成为大一统帝国的基本国策。保护小农经济，抑制商品经济，商业手工业的官营，这便成为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基本格局和发展定势”。 　　二、重农政策导致农民素质的下降 　　国家政权在小农经济的支撑下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其对社会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密。政治权力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最强大力量。在这种强大的控制下整个社会逐渐分化为两个极端的社会阶层：一端是国家官僚和依附于这一官僚体系的地主、士大夫阶层，在此泛称之为统治阶层；另一端是个体农民，在此泛称之为被统治阶层。其它社会阶层则在国家控制之下始终没有成为有影响的社会力量。这种两极化的社会结构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它造成了农民――这个民族的大多数――素质的逐渐下降。 　　在这种大致一分为二的社会结构中，两者在对立统一中结合为一个整体。由于农民一般不能直接从事精神财富的生产，他们也没有能力思考自己的命运，精神上除去一些原始的自然崇拜之外，他们的精神风貌如何，大体总是受制于当时的统治阶层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思想养料。而统治阶层对待被统治阶层的方式是自孔子时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