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宣传语境下的七大恨再研究.docVIP

对明宣传语境下的七大恨再研究 　　[摘 要]后金天命三年四月十三努尔哈赤以告天七大恨起兵攻明，拉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同时也展开了后金对明以七大恨宣传为代表的宣传战的序幕。以往学界对“七大恨”的研究多停留在明清战争视角下七大恨“真本”的甄别和产生原因的分析、评价。本文试图论证后金对明七大恨宣传存在官、民两个语境，并在宣传策略上能够根据不同局势进行调整，已达到对明官迷惑、对民拉拢的目的，争取最大的战争胜算 [关键词]七大恨；语境；宣传战；调整 后金天命三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祭天焚表，告天七大恨，拉开了全面对明战争的序幕。作为这次改朝换代战争的“动员令”学界对七大恨[1]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民国年间孟森先生就发表了《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2]，并同日本学者今西春秋利用不同的史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讨论七大恨版本的真实性[3]；1966年台湾学者黄彰健在《论张儒绅赍夷文至明年月并论奴儿哈赤的七大恨及满文老档讳称建州国》一文中基于重新整理出的《满文老档》、《旧满洲档》等档案文件讨论了七大恨的真本问题[4]。八十年代以来，前清史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深度和广度，学界对于这一问题是在明清战争史视角下进行的，但大多因所选用的“真本”不同，在分析和评价方面出现极大的差异。例如，李洵、薛虹先生《清代全史》第一卷，比较《旧满洲档》《满文老档》《武皇帝实录》《高皇帝实录》和蒋氏《东华录》后认为天聪《木刻揭榜》本为真本[5]；台湾学者陈致平的《中华通史》，完全否定的认为“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6]。正是学界过分强调“真本”选择，而忽略了不同版本的语境[7] 一、对明七大恨宣传的官和民两个语境 事实上，前辈诸家所据“真本”大略由此三种：《明神宗实录》（与《满文老档》《武皇帝实录》大略相同）[8]、天聪四年《木刻揭榜》本和《高皇帝实录》本。《高皇帝实录》成书最晚，史料价值最差，不足代表本文所论时间段内史事，故不论。《神宗实录》与《木刻揭榜》两本也不是非真即假，其实两者皆出自后金官方，代表统治者意志，只是两个版本的七大恨是发往明朝的官民两方，目的不同故版本不同。这里以《国榷》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条为例论证之 “（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四月）甲寅，努尔哈赤遣头目章台等送汉人张儒绅、张栋、杨希舜进士七人，因奏七恨，先年无故杀其祖父、背盟护北关、嫁老女、三岔河退耕，自称建州可汗，求南朝官一人、通事官一人，缔好赴贡罢兵。初东厂太监庐受领司礼监印，其舍人王朝弼，一曰应朝，潜遣张儒绅市于抚顺，逞威福胁，今上书七恨，亦其一也。”[9] 此条史料与《神宗实录》本和《木刻揭榜》本对校，发现谈迁所记日期、人数、身份、张儒绅“逞威福胁”都有错误。但是“先年无故杀其祖父、背盟护北关、嫁老女、三岔河退耕，自称建州可汗，求南朝官一人、通事官一人，缔好赴贡罢兵”应是真实史料，史源应出《明神宗实录》。而将“逞威福胁”作为七大恨之一的情况出现在《木刻揭榜》，不见于《神宗实录》，这点差异也是学术界争论两版本哪个是真本的焦点所在。以《木刻揭榜》理校，以“逞威福胁”的人不是张儒绅而是萧伯芝[10]。事见《武皇帝实录》：“甲寅（1614年）年四月，万历皇帝遣守备萧伯芝来，诈称大臣，乘八抬轿，作威势，强令拜旨，述书中古今兴废之故，种种不善之言。太祖曰：吓我之书，何为下拜，善言善对，恶言恶对，竟不览其书，令之回”[11]。被学术界相互排斥的两个本子，同时出现在成书于清初的《国榷》的一条史料中。由此观之，两者皆为“真本”，只是发送的对象不同，《神宗实录》本转抄自太祖致万历皇帝和地方大员的书信；天聪四年《木刻揭榜》是后金攻打永宁后发布的安民告示，所以后金对明七大恨的宣传存在官民两个语境的观点应是成立的 《明神宗实录》本与《木刻揭榜》本的主要差异有二：其一，较多的强调后金与明之间的边境摩擦，明倚仗权势，袒护叶赫欺凌建州；其二，提出求和的条件，“及求南朝官一员、通官一员住他地好信实赴贡罢兵”[12]。明与后金之间的军事摩擦由来已久，过度强调明的偏袒和欺凌只是为了争取道义上的筹码，而对明官方提出罢兵的原因，其实是在迷惑、试探明朝的态度，对于这一点，明朝的边官当时就做出了一针见血的评价：“求和则愚我也”“迹此七宗恼恨之词，浑是一片激挑之意”[13] 《木刻揭榜》本与《明神宗实录》本的差异在于上文之处的萧伯芝“逞威福胁”记作一恨。而这一官逼民反的典型事例，用作对民间宣传应有极强的“安抚”效果，甚至可能招引备受明朝官吏压迫的百姓来投。而试以此事作为一恨致书明廷，显然会遭到明廷官员的上下抵制，并无益处 二、皇太极对七大恨宣传之调整 袁崇焕回书与皇太极对七大恨宣传之调整。后金政权的七大恨文本不仅有语境的调整，也会根据局势的变化不断调整 《满文老档》天聪三年十一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