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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论文 论文关键词：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实现途径 论文摘要：随着非营利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组织公共责任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尤其当人们发现这个领域并非一片净土时，有关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1实现途径的问题就进一步引起人们的关注。非营利组织履行公共责任的主要现实途径包括董事会治理、自我规制、公开透明、组织支出等。造成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缺失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包括产权配置、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组织垄断等。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多种因素共同促使人们给予非营利组织的责任问题以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组织自身的快速发展，以及伴随于此的组织权力的扩张。相关统计表明，国际非政府组织在1909年只有176家，而在2000年左右这一数据则达到40000，其中有90％是在20世纪最后30年形成的。这种快速发展的势头同样发生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非营利领域中。据统计.freelony因诈取该组织的弊案被披露后，发生在非营利领域中的诸多丑闻被陆续揭露出来。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有新世纪慈善基金会创建人兼主席JohnBent因诈骗被判刑；阿德菲大学（AdelphiUniversity）主席PeterDiamandation因奢侈浪费被迫辞职；俄克拉何马州儿童福利院的主席因滥用资金而被迫辞职5。在亚洲国家有关非营利组织行为不当和贪腐行为的报道也是时有出现。中国残疾人基金会及其所属的康华公司曾因内部财物管理混乱、不遵守非营利目的等而受到处罚。在资金管理方面，曾发生过中华体育基金会的2000万元、宋庆龄基金会的1810万元“丢失”的事件6。2005年，新加坡国家肾脏基金会主席杜赖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因享受与正常收入不符合的奢华生活，及其基金使用缺乏透明度引起公众不满，于7月14日集体辞职7。当弊案持续、广泛地发生后，无论是对于非营利组织本身而言，还是对于政府以及普通民众而言，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问题已不再仅仅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理论问题，而更是一个迫切需要得到解决的现实问题。 此外，近些年来，随着行销概念在非营利领域中日益成为一种流行的话语，募捐成本问题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行政成本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营利组织领域，成本问题可能仅仅是一个组织行为的效率问题，而在非营利领域，成本则可能更多的意味着某种组织责任。当一个非营利组织在采取了各种行销手段后以99元的成本募得100元的善款时，这种行为往往就会被视为不仅是一种低效的募捐行为，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二、履行公共责任的途径选择 就如何实现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而言，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实践过程中积累了诸多经验，其中既有一些基于特殊国情而形成的独特经验，也包括一些具有共性特征的经验。本文主要对其中的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做法进行概括和评述，其中主要包括非营利组织董事会的建设、组织的自我规制、组织的公开透明以及组织的支出规定等。 （一）董事会与非营利责任 鉴于董事会在非营利组织中所处的地位，以及现实中发现的诸多非营利弊案几乎都与组织董事会相关，因此，有关董事会治理与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关系的讨论一直是非营利组织文献中的重点。 1．解决方法一：消极防御 为了防止和减少非营利董事会成员本身的不当行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都对董事在组织中应尽的义务进行了规定。这些义务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保护的义务，即董事会成员在决策过程中应尽职尽责，小心谨慎，努力实现非营利组织的最高利益。而一旦由于董事的失职而给组织带来损失时，相关当事人要负起责任。如中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基金会理事会违反本条例和章程规定决策不当，致使基金会遭受财产损失的，参与决策的理事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二是忠诚义务，即当非营利组织的利益与董事自身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董事应该以组织的最高利益为重。在具体规定上，忠诚义务可以表现为各种形式，且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存在着巨大差距。比如对于内部交易问题，美国的相关法律一般并不绝对禁止，而是要求组织与董事之间的交易行为必须在其他不相关董事的监督之下进行，并接受其审查。而中国《基金会管理条理》第四十一条则明确规定：“基金会理事遇有个人利益与基金会利益关联时，不得参与相关事宜的决策；基金会理事、监事及其近亲属不得与其所在的基金会有任何交易行为。”除此之外，对进入非营利组织董事会的利益相关的董事们的数量进行控制，是另外一种保证董事遵循忠诚义务的通常做法。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公司法》规定：“利益相关董事人数不能超过非营利公共福利公司董事会成员的49％”8。在中国的《基金会管理条理》中也有相类似的条款，如第二十条规定：“用私人财产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相互间有近亲属关系的理事会理事，总数不得超过理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