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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的公共品质：社会和谐的内在根基论文 .. 摘要：盖茨与巴菲特捐赠案的经济伦理意义，在于证明财富即可成为社会对抗的源头，也可成为社会和谐的根基，关键在于能否彰显财富的公共品质和公共责任，弘扬“仁富一体、为富者仁”的“全面财富观”和“责任财富观”。否则，将会摧毁财富增长的政治伦理根基。这样，财富非但无法成就人，反而奴役人；非但无法整合社会..，反而撕裂社会、使社会沉沦! 关键词：财富；公共品质；和谐社会；政治伦理；公共责任 财富既非天生地长的自然之物，亦非无关灵魂的纯粹之物，更非外在于人的自在绝对物。相反，它乃是最具公共性的社会存在物，亦是最关乎人类本质的对象性存在物，不仅其生产具有天然的公共性，其分配与消费亦皆具有公共影响力。这是因为，就政治哲学的立场看，财富既物化了人与人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又凝结了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它既可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又承载着人的精神理念；它既是人们自我实现的载体，又是其贡献社会之途径。故本文之主旨，意在透析盖茨与巴菲特捐赠案之政治伦理意义，证明财富的公共品质既是财富可持续增长的伦理根基，亦是社会持久和谐之命脉，否则，丧失了公共性的财富将成为社会撕裂的源头。为此，一如新教是深入西方人骨髓的伦理基础，我国亦无法从外部移植其伦理根基，而只可从自家血脉中找到切近本己的经济伦理。 一、巴菲特案的中国效应 2008年6月，曾排名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宣布了两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是将580亿美元私产“裸捐”给其名下的慈善基金，不给子女留下一分一厘，二是宣布正式从微软“裸退”，转而全力从事慈善工作。这不仅刷新了股神沃伦·巴菲特2006年6月创下的个人慈善捐款370亿美元的世界记录，而且创下了全球最大实业家转战慈善事业的世界记录，书写了“首富变首善”的当代传奇。这两位全球超级富豪的联袂善举，这两笔近乎天文数字的个人捐款，在西方社会引起了极大轰动。 盖茨与巴菲特捐赠案之强烈刺激性在于，它凸显了中外富人乃至慈善文化的巨大反差：欧美富人大多仁义慈善，虽乐于享受财富带来的幸福与荣誉，但也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引领社会风尚，是名副其实的社会精英，故公众大多羡富而不仇富。与此相比，中国新富留给公众太多负面观感，且不说其直接引领吃、喝、嫖、赌、毒、贿之类负面风尚，单就慈善捐款而言，在我国，富人捐建的民间慈善基金很少，即使就半官方的希望工程、中华慈善基金等而论，其捐赠主体亦是穷帮穷之穷人，富人捐款只占其中小部分。 当然，随着公益捐赠被纳入“现代市场营销”范畴，很多急于曝光和改善形象的富人亦纷纷捐款，其中亦不乏气度恢弘的大手笔。比如，蒙牛集团鼓吹“喝中国奶，强壮中国人”，大肆宣扬凡购买蒙牛“爱心奶”者，皆等于献出一小份“为中国百所学校供奶”的“爱心款”。此外，鼓吹“饮水思源”的农夫山泉亦大搞此类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慈善事业”。此类“操之在商”的捐赠，其功利性、商业性、炒作性均太过强烈，既缺乏有效社会监控，亦实在无多少道义可言。 其实，当前中国富人为富不仁，既在于其吝于行善布施，更在于其致富不仁、不择手段赚黑心钱。三聚氰胺、大头奶粉、苏丹红、矿难、生态危机，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环境安全和生产安全事件一再警示我们：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国人备受基本必需品之匮乏的煎熬，改革开放后国人则备受基本必需品之安全的折磨。毋庸置疑，致富不仁之害远胜于为富不仁，它表明中国富人不仅拒绝承担道义责任，甚至还拒绝承担最起码法律责任。故当务之急，不是激励富人行善布施，而是阻止其野蛮致富，当下中国之痛，不是富人懒于为民造福，而是其勤于造假害民。故我们应将关注焦点从“致富后”转向“致富时”，乃至“致富前”的财富观，富人首要承担的不是富裕后的道义责任，而是致富时的法律责任。 遗憾的是，“中国富人为富不仁”之争始终游走在“仇富一羡富”两个极端之间，要么重陷于无商不奸的富人原罪论，似乎富人即使捐出一切亦无法救赎堕落的灵魂，要么“一善遮百丑”，富人一旦披上慈善家外套，就变为高人一等的特权阶层，无视其本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当然，无论煽动仇富心理的富人原罪论，或鼓吹财富万岁的富人高贵论，皆是富人不可承受之重。一旦关于财富的讨论被偷换为关于富人的讨论，富人要么成为人人欣羡膜拜之对象，要么沦为人人得以攻击之目标，那些不富或未富者，则似乎皆无可指责或无需负责。其实，仁义廉耻本是无论贫富贵贱都应坚守的公德底线，谴责“为富不仁”不等于赞许“为穷不仁”。故需警醒的是，当前中国为富不仁的主体，绝不仅是已发财的不义富商，而是囊括一切力图不法致富之人。比如，教师收刮学生钱财乃为师不仁，医生聚敛病患红包是为医不仁，官员贪污致富是为官不仁，记者有偿报道是为言不仁，警察徇私枉法是为警不仁，法官吃了被告吃原告是为法不仁。未能幸免的是，坑蒙拐骗的小商贩是为贩不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