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与中国利用外资的调整对策论文.docVIP

　　路径依赖与中国利用外资的调整对策论文 内容提要：在混沌理论和路径依赖的框架下，初始状态决定了后期的制度演进，而内生因素又会形成对局部均衡的困守，由此必须进行不断的路径选择和调整。以这一模型对中国的利用外资状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四个“悖论”的存在，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资的依赖本质上已变成一种强度路径依赖，必须进行相应的路径调整；而针对阻碍路径调整的众多内生因素.freelith，1998)，以大量的优惠政策去换取外国政府债券的低收益本身就构成了对传统资本积累理论的“悖论”。从资本积累角度看，转变对利用外资的路径依赖，进一步挖掘国内投资的潜力显然会得到更优的结果。 (二)技术溢出的悖论 针对两缺口模型在中国适用的局限，众多学者开始运用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新增长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外资现象，但外资技术溢出理论在中国现实情况下的适用同样面临几个问题：第一，根据英国学者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以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特定优势为前提，而其中技术优势更是跨国公司最重要的优势，外商投资本身就是跨国公司以内部技术转让替代外部技术贸易的结果。因此以“市场换技术”实质上是失效的。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王志鹏(2002)对中国120家合资企业的调查，其中设立技术研究与开发机构的企业只占51%，外资控股后往往取消原有企业的技术开发机构，转而依附于外资母公司研究开发机构所提供的技术。第二，中国利用外资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其中来自港、澳、台的中小企业占据了相当比例，这些企业大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本身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即使有管理技巧的溢出，但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要通过资本进口的优惠政策来获取这一利益，而不进行相应的股权投资(一般而言，在技术脱离资本不能存在时，股权投资是更优的选择)。第三，技术溢出效应理应集中于东道国急需发展的产业，而在中国，外资引进与产业的发展目标间却出现了脱节，到2001年，中国高达66%的外商投资集中于制造业，其中又以投资利润较高、回收期较短的服装业、食品加工业、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等为主，这些产业多数是我国的结构性过剩行业，外资的介入不仅起不到技术溢出的作用，还可能对国内投资造成“挤出”；与之相对，中国的农业、基础工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项目等最需要技术溢出效应的行业却得不到充分的外资供应，2001年同期，农林牧渔业在中国吸收FDI中所占比重仅为1.1%，而采掘、建筑、电力煤气和水等基础工业的FDI流入呈现出下降势头，其所占比例从1998年的12.7%下降到8.0%，这些都说明，外资流入和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不一致的，这也在客观上影。向了外资的技术溢出效果。 基于以上三个问题，中国当前情况下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实际上受到了一定限制，因此适当减少外资流入，转而进行更多的技术贸易和股权投资将更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 (三)经济效率提高的悖论 在资本积累和技术溢出都存在理论悖论的情况下，又有学者将货币资本和实际资本区分开来，认为外商投资以其先进的真实生产要素，不仅可以提高中国的资本运营效率，而且还可以形成与内资企业的比较优势互补，从而更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率。(杨帆，2000)实际上，不仅货币资本不等于真实资本，经济效率的提高也同样不等干经济效率的获得，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运营效率提高和比较优势互补所增加的收益到底有多少是真正属于东道国的。中国FDI引进中大量存在的“双程FDI”现象构成了这一观点无法解决的理论难点。 “双程FDI”(round-trip FDI)是指资本首先输出获取外国定居权，然后再输入建立外商投资企业的行为。根据世界银行保守估计，1992年中国的双程FDI占FDI流入量的比重就达到了25%，而且近年来还在不断上升。本质上说，双程FDI仅仅是国内资本的形式变化，不仅不能代表资本运营效率的提高，同样也不会带来比较优势的互补，而作为盈利性投资，所有者之所以选择“迂回”(round tripping)的形式，实际上就已经表明中国外商投资中巨额租金的存在，对同样效果的投资而言，外商投资者所获取的利益越多则中国的国民福利就越少，从这一角度看，相对于国内投资，FDI的利益分配格局实际上更不利于中国，因此在经济效率提高的问题上，过度依赖外资的引进同样面临着理论上的“悖论”。 (四)外资介入国有资产重组的悖论 在以上三种观点都出现理论悖论的情况下，又有学者提出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重组论，其理论依据是：目前中国国有资产重组大约需要2-2.6万亿元资本，这一资金需求单靠国内筹集是难以得到满足，因此利用外资将是一种更优的选择(李诗白，2000)。这一论点受到了三方面挑战，第一，中国当前存在着巨大的资本盈余，而且国有资产重组也非同时进行，国内资本应该有能力承担绝大部分的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