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ppt.ppt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中庸的名声很坏。在“斗争哲学”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中，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强调矛盾，主张斗争，因而受到推崇。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重视中庸，因而受到批判。中庸被定义为“调和的哲学”，成为骑墙、和稀泥、好好先生、没有原则、各打五十大板的代名词。 （二）不偏不倚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孔子反对的四种思想方法。意，就是凭空猜测；必，就是绝对肯定；固，就是冥顽不化；我，就是自以为是。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孟子·离娄上》） 朱熹：“权，秤锤也。称物轻重而往来以取中者也。权而得中，是乃礼也。” 中庸与经权 经与权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概念。“经” 是织布机上的纵线。古人织布，先将若干根纵线固定，然后用梭子牵着横线来回织。纵线为“经”，横线名“纬”。纬线移动，经线不动。故“经”又引申为“不变”，比如“经典”或“经常”。 权是变。一杆秤，仨配件——秤杆、秤盘（钩）、秤砣。秤杆叫衡，永远为平，故唤之为“平衡”。秤砣叫权，因其有重量而名“权重”。有权有衡，故可以称重，叫做“权衡”。怎样权衡？看秤盘里面的重量。秤盘这边重了，秤砣就要往外挪；秤盘里面轻了，秤砣就要往里挪。所以，秤砣是移来移去的。 经不变，权要变。不变者，原则；可变者，方法。原则若变，已非原则。但原则抽象，事务具体。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轻重缓急、得失利害。因此，处理问题的具体方式、具体方法，就可以变，也必须变。这就是“权”或“权变”。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 孔子崇“权”。“仁”为做人之至，“乐”为治学之境，“权”为行事之极。 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 学道（学）—行道（适）—守道（立）—变道（权） 道之艰难尽在“权”或者“灵活运用”。 有经有权，才是中庸。有经无权，看似公正规范，则易滑入刻板呆滞；有权无经，看似灵活圆融，又陷油滑世故，以“权”之名“离经叛道”。皆属“走极端”。 董仲舒：“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春秋繁露·玉英》） 朱熹：“经是万世常行之道，权是不得已而用之。”“虽是权,依旧不离那经。权只是经之变。” （《朱子语类》卷37） 香港回归之前，我国政府和末代港督彭定康之间相处得不是很融洽。有一次，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周南大使和彭定康相逢，而且彭定康还把手伸了过来。在这种外交场合，不握就是不礼貌。周总理曾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伸出手去，杜勒斯没握，就成了世界外交史上的一个事件。但是，握也是不行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不能跟他太友好。周南的办法，是双手合十。刚好这次国际会议，也正是佛教大会。周南大使这么做，也很自然。 圣人，“人伦之至” （《孟子·离娄上》）。 四种典型的圣人： “圣之清者”伯夷（最清高）； “圣之任者”伊尹（最负责）； “圣之和者”（最随和）柳下惠； “圣之时者”（最变通）孔子。 孟子的见解：“圣之清者”伯夷、“圣之和者” 柳下惠不可学， “圣之任者”伊尹、 “圣之时者” 孔子可学。 伯夷清高，“目不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侍”，“非其民不使”，“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 伯夷饿死首阳山。 柳下惠与伯夷相反，“不羞污君”，“不卑小官”， “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 “柳下惠坐怀不乱”，慎独君子。 与伯夷共处，“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与柳下惠相交，“鄙夫宽，薄夫敦”。然而， “君子不由也”（《孟子·公孙丑上》）。伯夷太清高，柳下惠太随和 ，都属极端，违反中庸。 中庸与养身 中国人的身体观 中国人的进补论 中国人的药剂学 中国人的命相说 中庸是一种修养，不卑不亢，不离不弃，不偏不倚，不疾不徐。修养到一定程度，就达致“中正和平”的境界。中，就是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平，就是不高不低；和就是不异不同。 中庸与修心 宁武子，是卫国的一个大夫。孔子说，宁子武这个人，了不得啊！国家政治清明，他就又聪明又能干。这叫“邦有道则智”。国家政治黑暗，他就傻乎乎的。这叫“邦无道则愚”。孔子接着说，他的那个聪明能干，我们是学得到的（其知可及）。他的傻乎乎，我们就学不来（其愚不可及也）。为什么？因为宁武子的傻，是装傻，当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 孔子表达了他的一种处世态度，同时也是政治态度，那就是：当一个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我就为这个政府服务。如果这个国家政治黑暗，国君是个暴君，我就不为他服务。但是我也不反抗，反抗是要掉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