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译学思想也就相应而生 - THEOL网络教学综合平台.PPT

他认为，翻译研究的对象是翻译本身。在研究方法上，他主张先观察翻译的特殊性，再将其运用到文学、语言学理论中去。他划分的翻译层次是意识、诗学、论域和语言。翻译不仅指语言，更主要的是指论域、诗学和意识。 布罗克借用了皮尔斯对“类型（type）”和“标记（token）”的区分法,从而把翻译研究中原文和译文的关系从“一对一”发展到“一对多”。他将“类型”概念扩大，采用了“大类（megatype）”这一哲学术语，认为两种译文如果意义大致相同，我们就可以认为反映的是同一“大类”。因此，同一原文的译文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没有也不可能有惟一的译文标准模式。他认为，虽然原文和译文的完全对等不可能，但只要原文的交流价值和时间、地点、传统等因素等被译文中与之相近的对等所代替的话，具有等同原文文学价值的翻译是可能的。 （四）、女权主义翻译理论 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她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中特别强调译者的主导地位。她从女权主义的理论出发，将翻译中原作与译作的关系视为社会中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反对将原作（男性）看作主导性的方面而将译文（女性）看作从属性的方面，认为翻译应该是双向的。她主张翻译应该是双性的，否认译文和译者的从属地位。她要求译者主动把握原文，吞食原文，为我所用。她还认为，只要能够做到与原文的功能对等，译者可以在译文中增删。 苏姗妮是翻译家及女权主义者。她在自己的学术著作《双语人》中提出了自己对翻译的见解：翻译就是用女权主义方法来再改写(translation as a rewriting in the feminine)。 她认为，男人和女人所使用的语言是有很大差异的。但是，在所有书面的东西里，一直在讲话的仅仅只不过是男人的声音，而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女性的声音却被彻底地、永远地淹没了。并且，这一问题不是什么暂时的局部的问题，而是一个长久的世界范围的严重问题。苏姗妮认为，所有的女人，无论她们持什么母语，都是双语人．她们既使用从小就学到的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语言文字讲话，又使用自己受先天决定而拥有的、但又鲜有人注意的女性的方式、女性的口头词汇和身体语言来交流。 在语言现实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的语言(公共场合语)，女性的语言(私人场合语)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是处于一个从属的，第二位的语言。 女性语言的从属地位只是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一个侧面反映。整个人类的历史，其实只是一部男人的历史。英语中更是表现得明确，“history”=“his story”，这个词就很清楚地表明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男人征服世界的历史。在语言方面(以英语为例)，具体的表现就是，许多表示男性的词汇，本身也就把女性包括在内了，例如，“man”、“history”、“they”等等。 苏姗妮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翻译女权主义者的作品时，翻译者就应该时时刻刻地注意，并运用一定的翻译技巧，让女性的声音在译文中能被听到，让女性的身影在译文中能被看到。所以，她认为有必要重新诠释翻译的定义：翻译——用女权主义方式的再改写。翻译工作者在翻译实践中特别是在翻译女权主义者的作品时，应该在不影响原文的基础上，让女性的身影被看到，女性的声音被听到。 “用女权主义的方式再改写”这一原则指的是，一切翻译活动都应该是在两个层次的语域内所进行的活动，即：从译出语到译人语；从男性的语言到女性的语言。人类的语言活动都是发生在男、女自幼所学到的，并因之而表现出的不同的性别角色中的。这种不同的角色分配对翻译实践的影响的确是实实在在的，而且，翻译主体的本身，也是极具个性化的。性别的不同会影响译者用不同的方法去通读原文，敲译原文并译入目的语。性别的不同也会影响译者如何把作者和译者联系起来，并会影响译者有意或无意地去强调、或淡化某种思想观念或文化准则。 苏姗妮在《双语人》这本书里倡导的是一种与传统的翻译方法截然不同的处理做法，即运用一切语言技巧，使女性在文本中能够出现。按女权主义的方法来翻译，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的语言活动，其主要目的就是公开反对语言中的全男性化立场，反对那种所有指称尽为男性用词，女性只有经验明正身，才能堂堂正正出场的语言现象。 要把女性包括在语言中，方法有很多。其中最主要、最常见的有两个：“中性化(neutralization，例如，用flight attendant代替stewardess)和“减性化”(desexation，例如，用he/she代替he)。 为了把女性的身影表现得更明确、更清楚，苏姗妮认为，有必要 “重新性化语言(resex language)”。她的性化标志是指运用一切 语言技巧，在性别的语言表示符号方面做一切努力，从而让女性的身影被看到，女性的声音被听到。 在脱离男性主流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