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文学区域界定及脉象.doc

河湟文学区域界定及脉象 　　河湟文学区域的界定 “河湟文学流派”在青海文坛的倡导，大约是二十世纪80年代的事情。它的自觉发育和生长，与新时期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或者说，二十世纪80年代河湟乡土文学的起步和发轫，无论是叙事的小说文本，还是抒情的诗歌和散文文本的本土醒悟，决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学现象和存在，也不是天外来星，更不可能离开中国乡土文学的大环境而独成气候。是青海文学在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寻根”热中本土化意识的觉醒和个人身份醒悟的标志 “河湟文学”是青海文学的有机部分，是青海文学生态体系中的一支劲旅。它的脉搏是随着青海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脉律一起跳动的 何为“河湟文学”？目前还只是一种不十分清晰的命题，还没有一个评论家进行过系统的论述。回望青海文学的当代历史进程，关于“河湟文学”，在二十世纪80年代的青海文坛引起了纷纷扬扬的一些争鸣：或以题材划分，或以地域界定，或以人文环境和文化色彩理解，我认为都是有理由的。这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争鸣，本身也就不断丰富和完善了这一命题的内涵和外延。从另一个角度说，通过充分的争鸣，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更有意义的发现 河湟文学有没有存在的理由？如果存在，那么其产生的环境是什么？特征又是什么？认知和研究中应遵循怎样的规律和价值取向？在没有开篇之前，有必要进行学理性的探讨 目前，有关“河湟”的地域概念学界有大中小三种之说。从广义上的地域概念来看，“河湟”应该包括大通河（浩门河）下游的甘肃天祝、永登、兰州红古区等地和甘肃大夏河、洮河流域，考虑到实际的行政区划和历史沿革，本人主张时下的“河湟”应特指青海东部湟水流域以及大通河上游以南的山区和贵德、同仁等黄河沿岸的农业区。因此，我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河湟文学流派”，就是以河湟地域为范围的区域性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农耕文学流派，属于乡土文学体系。换句话说，应该以青海东部地区为中心。更具体地说，“河湟文学流派”的腹地应该在湟中―湟源―西宁―大通―平安―互助―乐都―民和这个文化带上。由此看来，从目前的行政区划来说，海东（包括西宁）应该是“河湟”的中心地带 从这个意义上说，河湟文学的品质应该是乡土文学 河湟地区历史十分悠久，从民族构成来看，有汉族、藏族、土族、回族、撒拉族、蒙古族等，从宗教信仰来看，汉系儒释道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并存。因此，探讨“河湟文学流派”存在的意义、成就、特征、审美属性和价值取向，就是准确把握、认知和弘扬这一地域的文学坚守和文学精神，促进河湟地区的社会和谐发展与经济建设不断繁荣，在青海乃至中国文学的大视野中来认知“河湟文学流派”，理清“河湟文学流派”和青海乃至中国文学传统的关系，以及和中国乡土文学的传承，是本文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之一 文学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群体的历史记忆，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群体的真实生活写照和生命传记。透过文学的璀璨星河，我们可以形象地看到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群体的生活常态和生命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河湟文学是河湟多民族人民的传记。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群体，如果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曾经发生和经历过什么，就不知道如何选择前进的道路，不知道如何对待过去，也不知道如何对待未来，更不知道哪些东西应该抛弃，哪些东西应该坚守和发扬广大。有学者研究表明，今天的土族就是中国历史上虎踞北方、龙蟠西北长达350年之久的吐谷浑民族，在历史的某一个阶段（明末或清初），朝廷的地方官员为了上报名册的简单和方便，大笔随便一挥，将吐谷浑民族简写成了“土民”或“土人”，从此割断了土族的群体记忆。万幸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青海的“土人”才有了一个有尊严的名称“土族”，也才堂而皇之地成了中国56个民族中的一员，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基于这样的情况，关注河湟谷地的地域性文学创作，探讨河湟文学存在的理由、成就、特征、审美属性及其价值取向，是必要的，也是刻不容缓的 这是一个变革和飞速发展的时代，不光是文学，许多社会现象连哲学和社会学都无法准确把握。这是一个物质特别丰富的时代，是文化断裂、传统伦理崩塌、信仰扭曲、精神空虚的时代，这样一个纷繁多变的时代，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给文学创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个世界好快，好眼花缭乱，快得连追逐时尚的年轻人都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人们想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细微里体验一下真正的生活和生命常态，已经是一种奢望。人们急切地直奔金钱、财富和荣誉的目的地，上了高铁、上了飞机、上了信息高速，绝尘而去，眼看就失去了“根”了。这太可怕了，有些人大声呐喊：小心！太危险！人们却听不见，或装着听不见。面对西方文化无孔不入的侵蚀，传统变得如此的脆弱不堪，不要说处于边缘的地域和民族能留住自已的一些东西，连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汉语也迷失了方向而找不着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