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美学在中国的发展 .docVIP

　　纪实美学在中国的发展 早在电影诞生之初,就已出现了以卢米埃尔为代表的主张纪实的逼真性和以梅里爱为代表的以照相机的公正、真实、直接可视等客观性来描绘整个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摄影对客观事物进行记录的内在能力赋予了其纪实的本性;因此纪实从一开始就成为摄影与社会的通道,由这条通道,人类用自身的形象形成了对社会的看法,并影响人们的行为,解释我们的社会,纠正过去,昭示未来。所以纪实摄影的镜头从一开始就指向社会的人,关于人的一切都是胶片感光的对象。纪实摄影家作为主体,用相机对人性进行复归,历史的瞬间凝炼把个人的观点及其意识等芸芸众生的千姿百态溶为一体感染着人类。作为客体,这些纪实摄影家们是最地道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身体力行,打破了那种所谓的体验生活——构思——创作的传统艺术创作模式。而由此而来的纪实美学在中国的发展也不容小觑。 纪实美学的发轫和发展 纪实风格源于电影的创始人卢米埃尔,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维尔托夫创立了“电影眼睛派”,发展到二战之后四、五十代又出现了意大利现实主义和相关理论。为纪实性美学做出巨大贡献的安德烈·马赞总结了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经验,提出了法国纪实派的整套美学思想。与巴赞有相同观点的还有德国电影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纪实性美学强调电影的照相本性和纪录功能,它的特点是以忠实的、客观的态度摄录生活,保持生活客体的完整性,力求逼真地再现生活的本来面貌,揭示生活本身的“多义性”,发掘生活自身蕴含的诗情和哲理。五、六十年代纪实美学在中国开始盛行,蒙太奇美学受到贬抑,长镜头理论被推崇,现代题材影片在整个影坛占据相当比重。 那个时期,很多电影在叙事策略上尊重生活事件自身的完整性,用一种平视和倾听的方式来纪录人物的情态和谈话。电影中保持有一种现场感,同时保持一种间离意识,挖掘过去与现在相呼应的深度,努力表现生活本质的真实。 曾经一度风行的摄影影象的本体论和克拉考尔“物质现实复原”的理论成为我们理论观念的主导,认为电影的本性就是客观现实的真实再现,是照像式的物质现实的还原,电影的纪实性功能似乎成了电影的唯一特性。 70年代以来,纪实美学、戏剧美学、蒙太奇和长镜头理论相互交融,并被作为电影美学的基本构成部分而并行不悖地发展着。张暖忻、李陀在《电影艺术》1979年第3期发表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引发了有关讨论,人们开始睁大眼睛观望外边的世界,长镜头、景深镜头、纪实风格成为一种新鲜的语汇,不断地出现在创作者的实践当中。 80年代是一个讨论的时代。而文学艺术问题始终占据着讨论的中心位置。关注文学艺术问题、关注文学艺术被扭曲的问题,其实就是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人被扭曲的问题。敢于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这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经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一大突破,推动着中国电影自1979年为起点,进入10年的新发展期,涌现出一批给人以清新感的好影片。 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体讨论明显地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蒙太奇为主,而另一派是以在西方并不新颖、在中国却有革命性品质的纪实美学为主。追求电影观念的进步与电影语言手段的完善,成了这一时期影片创作明显的艺术特征,其后崛起的是中国电影家以纪实美学为追求目标的电影探索。它是对电影形式探索的一种推进。中国电影对纪实性的追求,最初较多的是体现在技巧意义上的变革,主要特点是运用长镜头、实景拍摄,自然光效和生活化表演等手段来再现生活。《沙鸥》中非职业演员的本色表演,给人以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之后,电影纪实性的追求,逐步在结构上演化为一种非戏剧化的散文电影。这类电影采用多层次、多角度、多主题的叙述方法,追求一种紧贴生活的艺术效果。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吴贻弓导演的《城南旧事》。随后又涌现出《大桥下面》、《廖仲凯》、《没有航标的河流》、《红衣少女》、《高山下的花环》、《边城》、《野山》、《绝响》、《孙中山》、《湘女潇潇》等一大批影片。可以看到我国电影和电影表演发展的总趋势,或者说是主流,依然是遵循现实主义美学,其发展变化主要是吸收西方电影的纪实美学,并且加以改造,纳入传统现实主义的规范。也就是说80年代的社会思想改革,把中国电影推向还原人真实本身的现实主义之路,纪实美学(80年代前期)与生命美学(80年代中后期)的电影形态,为中国电影的巨大飞跃提供了许多出色作品,这里的理论概括也有相当丰富的资源可以采纳。尤其是第四代、第五代导演的相继崛起,不仅展示了纪实美学和造型美学的新鲜、动人的魅力,而且也宣告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次大规模接力的完成。 但是中国“第五代”导演却很快地由纪实风格转向了表现风格,1983年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1984年陈凯歌的《黄土地》、1985年黄建新的《黑炮事件》、1987年张艺谋的《红高粱》在表现手法上都摆脱了纪实美学的束缚,赋予画面形像强烈的主观意识,利用超常的色彩与构图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