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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民族文化互动性思考 同仁县流传的关于土族语言的传说，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据说，在很久以前，生活在该地的藏族、蒙古族、土族和汉族，由于语言不通给他们的交流带来了诸多不便，有时还导致了一些误会和笑话。于是，四个民族商议各自选派一人到很远的地方去学习语言。土族兄弟在中途因疲乏倒头而睡，一觉醒来已不见别人，他只好在路边等。当藏族、蒙古族、汉族兄弟学完归来，他就从藏族、蒙古族和汉族兄弟所学到的语言中带了一些回去。所以，土族语言中就包含了这三个民族的语言成分。［1］其实，词语的借用不仅在土语中存在，而且在青海其他民族的语言中也比较常见，甚至有些民族语言已经成为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民族和不同语言文化圈之间通用的交际语言。 同仁县的土族，对内主要使用地方特点较强的土语，而对外使用的则是藏语，他们对藏语的熟练程度，与当地的藏族人并没有任何区别。居住在化隆县卡力岗地方的回族，以安多藏语方言为主，或藏汉语兼通，人们习惯称他们为“藏回回”;居住在海晏县和祁连县一带的被称为“托茂人”的回族主要操蒙古语，或蒙汉语兼用，人们习惯称他们为“蒙古回回”。这种语言上的互动，在青海6个世居民族的语言使用中各有表现，尤其是在不同文化圈的交汇处则表现得更为突出。不同民族往往在交往中使用多种民族语言，掌握并使用其他民族语言已经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 宗教信仰。青海的气候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繁，严重影响着高原民众的生存和发展。人们在与自然灾害不断抗争的同时，也意识到自然力量的强大及个人在自然力面前的渺小，于是神灵观念随之产生。恩格斯说:“最初的宗教表现是反映自然现象、季节更换等等的庆祝活动。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被搬进了它的宗教里。”［2］在青海这片沃土上或根植或移植了众多的宗教信仰，主要有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伊斯兰教等，同时还掺杂着萨满教信仰、苯教信仰、道教信仰及其它民间宗教。长期以来，在自然环境异常严酷、物质资料十分匮乏的青藏高原，这些宗教和信仰为民众提供了精神文化的需求，各种宗教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相互影响、共同发展。从地区、族际间宗教文化的互动关系看，在青海地区形成了两个比较密切的互动圈:一是藏族、土族、蒙古族和汉族之间的互动圈。在这个互动圈中，藏族、土族、蒙古族都信仰藏传佛教，土族又吸收了许多汉族宗教的因素，汉族也同样接受了藏族、土族、蒙古族宗教的某些影响;二是回族、撒拉族之间的互动圈。回族、撒拉族都信仰伊斯兰教，共同的宗教信仰使得这两个民族在宗教文化上形成更为亲合的关系。正是这种宗教信仰的相互交织，使生活在青海的很多民族，很难简单地说他们信仰什么教。 以土族为例，土族原本信仰萨满教，后受藏传佛教、道教的影响，经过整合形成了含有萨满教、苯教、藏传佛教、道教等成分的特有文化体系，他们“对喇嘛、阴阳先生、法拉、法师、苯伯子等几乎是同样的欢迎，相互兼容在土族社会中，保留着各自相应的社会位置，有些活动中可同时见到喇嘛、阴阳、法拉等宗教人员在各自履行各自的职能”。［3］土族建“俄博”的“苏克斗”中，就体现了出多种宗教信仰系列之组合:修建时由喇嘛或阴阳先生负责皆可，说明藏传佛教和汉传道教都被容纳;“俄博”所用的柳枝、白石和弓箭都是萨满教的遗存;“俄博”地基下填埋的羊毛、杂粮、海龙、狼头等是萨满教、汉族民间宗教和道教常用的驱邪避鬼用具;立在上面的嘛呢杆是喇嘛教的东西。［4］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土族先民无论是鲜卑吐谷浑人或是蒙古人，早期均信仰萨满教，萨满文化的某些因素(像“长生天”即“腾格里”崇拜)至今仍然为其所传承。然而，在与周边藏族长期的文化互动中，土族在保留其萨满文化某些特征的同时，又接受了藏传佛教信仰，表现在其相关民俗活动中既有萨满教的遗风，又有藏传佛教的习俗。明清之际，土族地区修建了许多藏传佛教寺院，且香火旺盛。如互助的佑宁寺，即是清代广有影响的名刹，也是一个以土族僧侣为主的寺院。该寺历辈章嘉、土观、松巴等高僧也多为土族出身。和藏族一样，土族人也普遍入寺为僧。“番、土人有二子，必命一子为僧;且有宁绝嗣而愿令出家者。”［5］ 过去，土族几乎家家供有神佛、设有煨桑炉，院中竖有嘛呢杆。一些寺院的宗教活动或庙会，往往也成为土族大型的节庆活动。佑宁寺从每年农历正月初六起就有诸如祈愿法会、观经会、辩经会等宗教庆典活动，其中的一部分实际上已成为了当地土族群众大规模的节庆式的民俗活动。此外，土族还接受了汉族的道教信仰，信奉灶神、二郎神、龙王等。如民和三川地区每年秋季举行的“纳顿”大会，“除了名称是土族原有的之外，活动内容是汉族秋社谢神的移植，供奉的是汉传民间信仰的神，表演的是汉族传播的故事”。［6］在土族居住区，既建有大大小小的藏传佛教寺院，也建有各种各样的城隍庙、娘娘庙、关帝庙、真武庙、龙王庙、二郎庙等。在土族传统的社会中，道士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