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转变-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DOC

【研究报告】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转变 张丽萍 摘要：文章通过全国大型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采用生育史重构等分析技术对少数民族生育水平变化过程进行系统分析，全面展示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生育转变的过程和规律，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水平1993年以后也进入了低生育水平阶段，并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通过讨论宽松生育政策下的民族的生育率转变程度，并通过与汉族的对比，分析不同民族生育转变的过程，并讨论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民族如果放开政策出现生育水平大幅度反弹的可能性很小以及部分少数民族面临超低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严重问题。 关键词：少数民族 生育水平 生育政策 生育转变 一、研究意义 生育状况是影响人口自身的发展过程和变动规律的基础性因素，生育水平的高低和变化直接关系到未来的人口总量和结构。仅从生育水平高低的变化来看，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从更替水平以上向更替水平以下的变化过程和所产生的长期影响是根本性的，这不仅标志着育龄妇女的生育模式从传统生育模式向低生育水平生育模式的转变，同时也标志着人口再生产规律的根本变化，是人口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的生育水平开始显著下降，生育率转变( fertility transition) 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人口事件。它以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规模、史无前例的速度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李建新、涂肇庆，2005）。然而，对中国生育转变的认识还是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一类观点认为中国的生育转变是在生育政策的严格控制下完成的，换句话就是人为的生育控制是完成生育转变的重要条件，认为真正形成不可逆转的生育水平下降大趋势, 还是在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干预个体生育行为之后（尹文耀、钱明亮，2010）；另一类观点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的生育革命虽然有政府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力推进,但是社会经济发展仍是这场革命的深层动因。特别是1992年以来的生育率下降更是体现了生育革命的本质。中国的生育率转变已经完成,开始进入以成本约束驱动为主导的低生育率阶段。陈友华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是中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少数民族由于历史、文化、宗教、语言和政策等方面的特殊历史原因，其人口的发展明显有别于汉族，人口转变历程明显落后于汉族（张天路，1996）；此外，解放初期制定了扭转民族人口下降、发展民族人口的“人口兴旺”政策等人口政策的特殊性（张天路，1996）。即便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1984年以来少数民族实行的是少数民族实行宽于汉族的生育政策，主要生育政策包括1000万以上人口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与汉族基本相同；1000万以下的少数民族农业人口可以生育两个，还有一些边远、牧区及人口稀少少数民族可以生育三孩，对部分民族没有数量限制，如内蒙古对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的生育数量没有限制。 近年来，调整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是民众与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放开政策是否会引起生育水平反弹是主张继续严格执行现行生育政策的理由之一。研究少数民族生育水平变化的过程和生育转变规律不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不同生育政策下的人群的生育水平变化情况，同时可以研究无生育政策或生育政策宽松条件下的生育转变问题。 二、数据与方法 分析少数民族生育水平变化需要各年度生育水平数据。从现有数据来看，1982年1‰生育率调查通过回顾性调查，对1950-1981年汉族和少数民族妇女的生育水平进行推断。1981年以来没有直接的对全国具有代表性的分民族生育史的调查资料。虽然可以使用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研究，但是普查数据属于时点数据，不能完整、连续的反映出生人口性别构成和生育水平的变化过程。因此，1982年以后的分民族的生育水平分析需要在现有时点数据的基础上，对人口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重构。由于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没有分民族的年龄结构数据，因此，本项研究可以依据的分民族、分性别的普查数据只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具体生育史重构间接估计方法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步骤：第一，构造分民族、分性别单岁组生命表。第二，利用的“存活倒推法”倒推各年份分民族、分性别的人口年龄结构，以“四普”推算1980到1989年、以“五普”推算1990到1999年、以“六普”推算2001到2009年的年龄别人口数据；第三，用遗传算法推算分年份、分民族的年龄别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具体算法和原理见文献（王广州，2002）。 从现有数据看，重构1982年以来我国分民族的妇女生育水平，需要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单岁组的分民族的年龄结构数据、死亡人口数据以及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数据，其中分民族的年龄别死亡人口数据和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数据除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中提供以外，2000年和2010年数据中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