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碳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竞争力影响比较お.docVIP

不同碳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竞争力影响比较?お? 　　摘要一方面，由于我国内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碳排放效率差距较大，不同的碳减排政策势必会对内外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带来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已有文献大多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对不同减排政策的实施效应进行分析，而事实上我国碳减排政策所覆盖的产业大多是不完全竞争甚至是寡头垄断。由此，我们基于内外资企业存在低碳技术差距这一新的研究视角，通过构建两阶段博弈模型来比较分析相同碳强度减排目标下强制减排、碳税与碳交易等三种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产量、市场份额及其社会总产量的影响，从而有利于我国从妥善处理内外资关系的角度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减排政策。结果表明：①三种减排政策都降低了内资企业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且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越大时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下降越多。②强制减排降低了社会总产量，碳税和碳交易同等幅度地减少了社会总产量。③最优税率仅仅是减排目标的增函数。④市场出清的碳交易价格和碳税税率相等，且其数值仅与减排目标正相关，而与碳排放权的分配无关。⑤碳交易比碳税更有利于“保护”内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相关政策启示如下：①尽快确定普适的碳排放核算标准，核算出各行业内外资企业的低碳技术差距；②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碳交易机制，建立促进缩小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的机制；③在碳交易市场条件不成熟的行业可以率先推出碳税政策；④政府应该根据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来对不同行业采取最适宜的减排政策，而非“一刀切” 关键词强制减排；碳税；碳交易；内外资企业；市场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X19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6-0010-06DOI：10.12062/cpre 21世纪以来，关于温室气体控制的呼吁日益强烈，欧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家纷纷提出自己的减排承诺。中国政府先后对全球宣告了“2020年碳强度比2005年削减40%―45%，2030年碳强度比2005年降低60%―65%，力争在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的减排承诺。众所周知，碳减排政策主要包括行政工具、市场手段（碳税和碳交易）两大类。为实现强度减排承诺，我国政府从2005年开始就对各省级行政区采用了以强度减排为目标的强制性减排政策，并且对碳税、碳交易机制进行了诸多讨论和实践。2013年7月，财政部长楼继伟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高调宣称中国会在适当的时候征收碳税。与此同时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深圳、湖北等“六省一市”已经先后启动了碳交易试点，而且有望在2017年建立全国性碳市场。由此可见，我国政府仍然在摸索和寻找适合的减排方式来实现减排承诺。就这三种政策的影响而言，国内外学者往往采用一般均衡模型来模拟分析其对经济增长、就业、社会福利的影响，但鲜有学者基于我国的国情来展开讨论。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外资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其技术水平往往高于内资企业，并且通过并购、控股、独资等方式在我国一些行业处于强势地位而继续巩固技术优势。这种技术差距的存在会导致内外资企业在边际减排成本上存在差异。由此可知，不同碳减排政策将直接左右内外资企业的利润分配格局，进而影响其市场竞争力。那么，不同的碳减排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总产出与内外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显然，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有利于我国政府从合理引进外资的初衷来考虑碳减排政策的选择问题。然而，现有研究几乎没有考虑到这一问题。对此，我们以相同的强度减排目标为基础，基于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这一新的研究视角构建博弈模型来论证不同减排政策对社会总产量、内外资企业及其市场份额的影响 1文献述评 国外关于减排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模拟分析这两方面。Montgomery[1]、Stern[2]指出：在各种减排方式中，排放权交易的成本最低且激励作用更强。Adly等[3]认为，如果考虑到未来不确定性、税收扭曲和收入分配效应等问题，则这两类工具的作用效果将不再一致。Pizer[4]、Hoel 和Karp[5]指出，如果减排的成本冲击持续下去，那么税收的福利效果将不再那么明显，而Karp和Zhang[6]进一步发现限额排放权交易体系能够更好地应对这些冲击。Murray等[7]考察了允许实施排放权的储存或出借的情形，研究发现限额交易体制的福利效果将优于碳税。另外一些学者则尝试运用多种方法模拟分析了中国实施全国性碳交易机制的相关效果。Klaassen等[8]在拍卖情形下的博弈实验中发现：碳交易机制可以达到市场均衡，实现经济效率最大化。Subramanian等[9]构建了企业在投资减排、拍卖排放权、实施生产三阶段的博弈模型并得出了最优策略。Mandell[10]通过构建随机模型表明：采用限额碳交易机制和碳税组合政策的经济效率比使用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