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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农经济现代化路径思考摘要：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但已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文章考察了中国历史上小农经济的形成原因，并对其历史作用进行了评价，分析了当前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契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如何进一步改造中国传统小农经济，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 关键词：小农经济；农业现代化；改造路径 一、引言 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前提是传统农业的根本性改造。而通过对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小农经济的细致梳理，我们发现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是在传统农业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前提下开始的，因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就必然形成了难以解决的“三农”问题。 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传统小农经济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不协调日渐凸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所以系统梳理小农经济问题，对其形成原因、历史作用、当前面临的契机进行考察，进而加深对小农经济的认识，为进一步改造小农经济提供些许思路，这是关乎农村经济发展方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小农经济的成因分析 关于“小农经济”的涵义，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结论，本文所使用的“小农经济”的概念来自恩格斯的界定。他定义为：“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前者是对小农的社会经济性质的规定，后者是对小农的最低经营边界的规定。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组织是在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下产生的，在历史上，铁制农具和牛耕的使用使个体劳动成为可能，进而也为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的形成提供了条件。除此而外，中国小农经济的形成还有以下原因： 第一，婚姻和生育制度。在小农经济发展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而且在国家间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国家制度是鼓励生育的，再加上避孕知识的缺乏，人口快速增长而新增土地缓慢，单位土地上所承载的人口数不断增加，人地矛盾激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贫苦农民多妻的可能不大，但其养育孩子的成本也很低，而由此所带来的收益预期却可能相对较高，所以也有多生育家庭新劳动力的倾向。 第二，城市功能的非生产性。在中国古代史上，城市多是基于政治因素而存在的，城市的经济属性是消费性的而非生产性的，即农村的生产和供应是城市消费的支撑。非生产性的属性使得城市无法创造出生产岗位来供给从农村中转移出的过剩劳动力，所以这一时期城市对人口迁移的拉力不足，隐性失业的农民从土地流出的动机不强，农村土地所承载的人口压力无法转移。 第三，不公平的教育制度。中国古代的受教育机会是不公平的，多为社会上层所独占，平民阶层受教育的成本很高，无力支付。这就使得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而脱离土地进入城市的人口所占比例很低，人地矛盾的压力仍然很大。而且教育和实际严重脱节，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国家机器的管理人才，教育内容很少涉及农业知识和技术，无法真正推动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村的发展。 第四，国家政权的制度安排。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是国家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人地关系维系着“国”与“家”的利益。国家的存在和运转需要税收的支撑，农户也需要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来对其收益加以保护。同时农户经济具有社会稳定性，失地的“流民”容易危害社会秩序，所以封建国家有动力通过制度安排，将土地细碎化，并实行重农抑商的产业政策和按人丁征税的税收政策，既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又把人口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 第五，土地继承的平等原则。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农业劳动力无法流出土地，人地矛盾日趋激烈化。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土地的破碎和分散，如19世纪的英国，人口增加了几倍，而农场不但没有破碎反而更加集中。中国的原因在于宗法制条件下土地继承的平等原则，即男性继承人按照平等原则分配从家长那里继承的土地。这样一来整个家庭的土地就破碎了，经过几代以后土地愈加破碎，最终形成了小农经济，并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强化。 自秦汉以来，小农经济成为中国农村传统经济的一大特色，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曾一度使小农经济趋于消亡，但1980年代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家庭又重新成为农村的基本经济单位，农业生产仍没有摆脱分散、孤立、封闭的小农特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农业大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远远地落后于工业和城市。 三、对中国小农经济的评价 小农经济在历史上取代井田制，对于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和古代中国文明的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明确了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农民家庭经营的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