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以锦从新闻官到新闻教官.docVIP

范以锦从新闻官到新闻教官 　　“范老”与“老范”都是传媒业界的年轻人对他的称呼,前者是后辈们敬重他的为人与处事,后者是因为他的谦和与耐心。2004年他成为《传媒》的封面人物时,正执掌着“南方”帅印;5年之后当《传媒》的记者再一次坐到他的对面,范以锦已经是暨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长,不仅实现了同事们对他“安全着陆”的企盼,而且他也将业界的资源带回母校,“自在清闲”地做着学问。 　　 　　1969年“文革”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在这段几乎被每一本新闻学教材称为“中国新闻史上最黑暗的岁月”里,范以锦从暨大经济系毕业,农村和农场劳动待分配之后,于1970年正式安排工作成为南方日报的一名年轻记者。埋首粤东山区记者站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会做一辈子的南方报人,与同事们一起创出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品牌报业”。 　　 　　 见证报业三十年 　　 　　老范参加工作的1970年由于是“文革”中期,相对于“文革”前期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乃至无休止的派斗、武斗,社会秩序相对平稳,因而他才拥有了毕业分配的机会,但“仍是耽搁了一些时日,不过在农村和农场劳动待分配的时候,我更加了解了底层百姓的艰辛”。 　　社会秩序相对平稳的“文革”中期,仍然存在激烈的“路线”斗争,媒体也难逃成为斗争工具的命运。在老范的记忆中,“林彪事件发生后,报纸开始批‘左’,一段时间后说形‘左’实‘右’,又开始批‘右’。邓小平复出大抓整顿,报人深受鼓舞。过些时候,报纸又根据上头的部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当时对‘假大空’的崇尚又使得记者根本不必深入采访,只要掌握好上头的精神就行了。一个记者一个月能发一两篇文章就‘很优秀’了,没有施展的良好平台,无作为甚至乱作为”。 　　这样的状况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有所改变,在“实事求是”成为社会与新闻界的共同准则之后,范以锦与他的同事们进入了一个有作为的时期。1976年年底他成为《南方日报》驻梅县地区记者站的站长,尔后,他写了大量反映农村现实的报道。“但在当时,旧观念还没有完全消退。1978年正值冬种时,我写了一篇《不按长官意志办就不能搞好冬种生产吗?》的述评,批评了当时农村工作中‘左’的倾向。见报后老百姓叫好,绝大多数干部叫好,但也有大兴问罪之师的人,惠阳地区一位公社书记就写了一篇批判文章,说我的文章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生产计划。但我并不害怕他的说法,因为感觉有中央政策在壮胆,我的报道符合实际就没什么好怕的。 　　2001年底,范以锦成为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社长。职务升迁之时,中国已经进入社会转型期,矛盾很多但也充满了发展机遇。老范的这段职业生涯因为逐渐走上了领导者之位,与此前的“自由自在”的记者身份显得迥然不同。“从政府角度看,在社会矛盾凸显期,为了社会的稳定需要加强新闻管理,以免不慎重的报道引发社会危机。我理解政府管理部门的心情和做法,实际上我们也是认真配合的。我不能接受的是那些打着维护稳定旗号的利益集团的掺杂,这对于推进新闻改革的害处和对政府形象的影响不言而喻”。 　　老范形容当时的自己是如履薄冰,但也是在那段时间借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机遇,南方报业进一步拓展疆域。“报社第一把手的工作重点是研究规划好集团的发展战略、思路、框架,尤其是人才结构,为集团内有才华的年轻人营造良好的舞台”。 　　这样的舞台上,诞生的一份有影响力的报纸就是今天的《21世纪经济报道》。当年沈颢、刘洲伟拿着自己的方案去找时任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社长的李孟昱和总编辑范以锦,按照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多年的“谁出主意谁来办”的原则,两位领导批准他们拟定的方案,并让他们分别担任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二把手。“重用能出好主意的年轻人,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不会担心。也许他们会过于冲动,但总会成熟。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已形成了内部人才流动的机制”。 　　专职研究战略的老范提出的第一个战略就是“多品牌战略”,“我大概在2001年年底至2002年年初,提出走多品牌战略之路。这并不意味着之前没有品牌,因为我们已经有《南方日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这样的媒体,只是没有直呼它品牌。外界认为我是第一个将品牌理念引入到到传媒业的,特别是提出多品牌战略。其实只是因为过去很多人不敢把报纸当作商品、把报业当作产业运营,未能在操作理念、经营模式等方面进行突破。我只是在已有品牌的基础上,提出传媒品牌理念和多品牌战略,并完善组织结构及运营模式”。 　　按照范以锦所说,当时提出品牌战略考虑之一是市场发展的需要,广东报业竞争激烈,《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先后崛起,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仅依靠《南方日报》无法与竞争对手抗衡,于是便有了“南都”品牌;二是做强做大的需要,目光要投向全国,于是便有了《南方周末》不断的向全国拓展、新创办《21世纪经济报道》、跨区域创办《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