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影响.docVIP

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影响 　 摘要：贸易自由化既可缩小也可扩大性别工资差。绝大多数实证研究，例如Oosdendorp(2004)，都采用的是较宏观的行业加总数据，并着重于职业性别工资差。然而，行业加总的职业工资不能控制教育水平和经验变量，因此很难判断性别工资差的变化到底来自个人特征因素还是贸易自由化。文章运用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微观数据，运用difference-in-difference的方法，在消除了不随时间改变的固定效应和随时间变化的系统冲击的基础上，检验了1988年到1995年中国第一次贸易自由化兴起时期，贸易开放度的变化对不同教育水平的性别工资差的影响。结果显示，这一时期贸易开放度和性别工资差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来源于进口开放度的变化：随着进口开放度的上升，低教育人群的性别工资差显著扩大，而高教育人群的性别工资差却呈现相反趋势。出口开放度的上升对低教育人群的性别工资差没有显著影响，但与进口开放度的上升一样，它缩小了高教育人群的性别工资差。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性别工资差，教育 　　一、简介及背景 　　性别工资差是各国各时期普遍存在的现象。美国女性工人工资占男性工人工资的比例从20世纪50年代到1996年间从60%增加到75%；然而在台湾这一比例从1979年到1995年间都保持在97%)。现有文献普遍认为性别工资差可以部分由诸如教育和经验等可观测的影响工资的个人特征因素来解释：女性获得的教育和工作经验通常较男性少，因此平均而言女性工资低于男性。但这些可观测的个人特质差异并不能完全解释性别工资差。2004年对北京、上海和广州雇主对大学应届毕业生看法的调查显示：认为男性毕业生在从事“职业工作者”类职业中效率更高的雇主人数是认为女性毕业生效率更高的雇主人数的46倍；这一比例在“销售”和“管理”类职业中的比例分别为9和4；在“制造”类工作中没有雇主认为女性毕业生能比男生做得更出色；最后，在同等工资条件下，愿意雇佣男性毕业生的雇主人数是倾向雇佣女毕业生的雇主人数的14倍。理论上讲，男女应届毕业生具有相同的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工作能力和工资助水平应该一样，因此可见，另外还有许多不可观测的影响性别工资差的因素。例如，有些工作天然不适合女性(诸如工程师或是对体力要求较高的工作)和劳动力市场的系统性冲击(例如最低工资保障和工会的力量)。且在同等条件下，女性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家庭，所以男性的劳动生产率通常高于女性。由于社会观念的原因，劳动力市场上也存在着对女性劳动者的歧视。 　　理论研究显示贸易自由化能够缩小性别工资差。新古典理论认为贸易自由化通常导致竞争加剧，假如可观测条件(例如年龄、教育程度、民族等)相同的男女具有相同的生产率，那么厂商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行为就会具有更高代价(Becker，1971)，厂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会自然减少性别歧视行为，从而缩小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工资差。另外，贸易自由化会促进经济增长和总体国民收入增加，从而促进社会对诸如教育之类的公共服务的投资，使得教育机会能普及到各个地区和各个社会阶层，使更多的女性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从而减小男女的平均生产率差异，缩小性别工资差。标准贸易理论Heckscher-Ohlin模型告诉，我们，各国会专业化生产并出口使用该国国内充裕要素的产品，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市场后通常主要出口非技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如果总体而言女性雇员的技能低于男性雇员，那么这种出口的大量增加会提高女性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需求，从而缩小性别工资差。 　　然而也有理论认为贸易自由化可能扩大性别工资差。自由化带来的竞争增加会使得女性雇员这一劳动力市场上的少数群体跟雇主的谈判能力下降，由此相对工资降低。另外，如果可观测条件相同的男女真的存在较大的生产率差距，更激烈的竞争会促使雇用男性的数量相对增加，具有相同可观测条件的男性也相应会获得更高的报酬。Feenstra和Hanson(1996)的外包模型给出与H—O模型不同的另一个故事：尽管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并出口的商品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低技术密集型产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是相对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出口会增加技术性工人的工资，如果女性雇员的平均技能低于男性，性别工资差必然将扩大。 　　关于性别工资差的实证研究并不是很多，而且无法确定贸易自由化对性别工资差的明确影响。Black和Brainard(2002)发现在1976年到1993年间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竞争加剧缩小了性别工资差；Berik，Van De Muelen Rodgers和Zveglich(2004)用1980年到1999年间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数据得出结论：贸易自由化与性别工资差存在正相关关系；Oosdendorp(2004)对多国分职业的性别工资差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在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