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商外向流动对徽州本地综述.docVIP

明清徽商外向流动对徽州本地综述 明清两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最繁荣，同时也开始由盛转衰的时期。明代中期以后，“歙、休两邑民皆无田，而业贾遍于天下”[1]卷4，“虽士大夫之家，皆以蓄贾游于四方”[2]卷13，徽商成为徽州人口中流动性最强且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夫商人离其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奔走四方，靡有定处者，乃因生计所迫”[3]9；“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4]卷7；“中家而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5]江南二十地狭人稠的逼仄情势之下，徽州人口的生计来源日益依赖于经商所得。徽商的活动范围可谓“无远不届，即遐陬穷发、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6]卷4，足迹“几遍禹内”。关于徽商所占比例，则有“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7]卷25之说，甚至有“商贾十之九”[8]卷1的说法。由此，留守在徽州本地的众多商人家庭必将面临一系列问题，徽州本地的社会风气也随着经商之风盛行而面临变革，徽商衰落之后徽州地区的命运更成为学术关注点之一。 一、人口外向流动对徽商家庭的负面影响 骨肉疏离　清代休宁进士汪由敦缅怀其父商人汪清臣时说：“当不孝等幼时，府君多客游日，比府君里居，不孝等又多远游。”[9]卷19徽商父子总是长期不能谋面，这成为强化亲情、家庭教育的制约因素，父子感情淡漠甚至出现隔阂也在所难免。 徽商外出，“遍游都会hellip;hellip;诡而海岛，罕而沙漠”[10]卷一，踪迹莫定，归无定期，甚至与家人失去联系。清代黟县舒秉畿，“父游楚，十余年不归。秉畿年十五，持零丁贴，间关寻访，几遍楚疆，资斧乏绝。至常德府，遇父于旅次，问答既审，哀请父归。”[11]卷六歙县胡士畿，“父廷仕，行贾湖南，久未归，其母典钗珥得银数两，给士畿徒步至山东、直隶，遍寻不见。沿途号泣hellip;hellip;遇旧仆，引与父相见。父以功名未遂，坚不欲归，乡人感士畿之孝，群相敦劝、佽助，始允之。”[12]卷八婺源詹文锡“生数月，父远游不归。年十七，誓欲寻亲，历楚蜀，入滇南，终年不遇，哀号震天。hellip;hellip;经济渡处，有往黔商船，附之，兀坐长吁。商疑问锡，告之故。商曰：lsquo;汝吾子也。rsquo;相持哭，自是偕眷属归。”[13]卷28 更有甚者，多年遍寻，毫无音讯，最终只能背回父亲遗骸。明代休宁孝子吴琨，父吴纲”负气好游，苦家贫，递出递归hellip;hellip;又转贩豫章，隆庆丁卯，又转贩关中，多折阅，音耗断绝。琨酤酒养母，间往近地，刺取父踪迹。久之hellip;hellip;走维扬，学为小贾，思旦暮遇父”[14]卷3，“后于四川开县山中觅得遗骸，负之归”[15]卷14。 下面是一份立于咸丰年间的徽商遗嘱，可以看出父子多年天各一方，最终形同陌路。 立遗嘱父示庆和、庆松二男捧读。予生不时，家事萧条，自幼贸易龙坪，勤俭居心，无分昼夜，艰难险阻，历已备常(尝)。后命运稍顺，赤手先后创开隆泰、隆兴店业。屈指有卅年矣。纵不能争光耀祖，亦不致让居人下。hellip;hellip;二子虽已完婚hellip;hellip;然因食指累人有不得已而离之者乎？今予年已六旬之外，陡于二月间染病卧床，延医不效，尤幸汝母时刻照应。缕(屡)信望尔兄弟来店以将生平要务面话，不期二子安然在家，违命罔闻，实属痛恨。第念宗祧事大，业裕后人，人生斯世，不过如此而已。兹则病危旦夕，是以持书遗嘱，犹冀二子仰体父志，同心协力以全店业，以光前人，则予虽死亦得瞑目矣。所存店业、田地、房屋，除将店内抽出九七钱贰佰串文，归完胡敦安亲长借项，再拨汝母递年在店用钱肆拾串文，又拔长孙祠前侧边田壹坵，计实租拾壹砠外，余请族亲恃予气存，以天、地二阄品搭均匀，嗣后照阄拈管，恪遵父训，不得竞争，如违则以不孝论，是为嘱[16]42。 书立这份遗嘱的是一位外出三十余年的徽商，父子各居一方而隔阂颇深。父亲病重之际，屡次去信召唤两个儿子前来当面商谈分析家业，两个儿子却“安然在家，违命罔闻”。最后，“宗祧事大，业裕后人，人生斯世，不过如此”，父亲不得已而妥协。 “商贾之子甘其食，美其服，饰骑连辔，织陆鳞川”[17]卷4，“不知稼穑之艰难，靡不斗鸡走狗，五雉六枭，捐佩外家，拥脂中精。乐则乐矣，忧亦随之，虽有江河，漏厄难奉。”[18]卷18徽商子弟游惰奢靡或误入歧途，与父子分离、家教疏忽不无关联。明末歙县“孙若文，父贾于外，少不更事，向佃户胡宗贤借粮。一则贪利，一则以为吾佃也，易与耳。盘算至十八两，私立契，竟卖与贤而不过税，贤亦不偿租hellip;hellip;比文父玄龙归，而尽发其事”[19]卷9。此外，歙县“亡赖恶棍串党，置立药骰筹马局，诱人子弟倾家荡产，甚有沦为奸盗，而犯者比比。”[19]卷5 夫妇离别　明以前，徽之人“父子袒跣膝行”[20]卷二田中，共事稼穑；明代弘治年间“妇人纺绩，男子桑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