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宿迁沈阳三地信访创新比较.docVIP

淮安宿迁沈阳三地信访创新比较近年来，在全国信访工作中，北方出现了沈阳模式，南方出现了江苏模式。沈阳开始设立“群众工作部”，学习沈阳经验的山西也推出了“社会工作部”，这个设立在党委机关下的部门其实人员并无变化，“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在信访部门可能很快会成为常态。在信访局长逐渐高配之后，再增加一块牌子，其实质是使信访部门的权力逐渐由虚权变为“实权”。在江苏淮安，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方法，即把权力下放到基层，所有的问题都在发生的地方解决。他们把信访的每一个步骤都公布在阳光下，给基层接通了一个窗口，让信访者在基层就可以直接视频到任何一个实权部门。信访体系在基层的这些变化，是自下而上的革命，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权宜之举，现在尚不清晰。但是，每一种变化都有可能催生新的事物，都会促使当下的社会生活发生渐变，随着时间的迁移这种改变将显现出其最终的影响。 信访求变的信号越来越强烈 信访局应该更名为信访服务管理局，还是应该在信访局之上再设立群众权益保障和投诉受理工作部，地方信访部门正在尝试不同的路径来解决信访难题。变化来自地方，XX年4月7日，沈阳成立群众权益保障和投诉受理工作部；4月17日，山西省亦高调宣布设立社会工作部。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部门都直接隶属于当地党委直管部门，且在配置后形成的是与信访局“一个部门，两块牌子”的格局 在大部制甚嚣尘上之际，新部门着重要解决的是此前信访部门没有行政处置权的尴尬，江苏宿迁市信访局长申湘琴称，很多时候信访局长必须靠自己的人脉来解决实际问题。信访高涨让各地政府大为头痛，信访部门由之前的“接待部门”转向“办事部门”的一个变化是：信访局长开始调高行政职位。XX年前后市一级的信访局长们大都开始兼任市委或市政府副秘书长，及至XX年，国家信访局长王学军兼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高配信访局现在被推到了县一级，上访大省山西则宣布县信访局长要提高到副县级。从上至下，信访局长的高配一方面显示了信访工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也凸显信访形势的严峻 按照淮安市信访局副局长杨德师的说法，从信访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发展及矛盾变化的轨迹：XX年代末到90年代初农民群体反映的信访问题多；90年代以后，随着国企改制大规模开始，工人群体的信访量激增；现在城市发展成为主题，涉及征地拆迁的案件也就多了起来。据《望新闻周刊》报道，1993年我国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0.87万起，到了XX年就发展到9万起。短短13年的时间里竟上升了9倍多。XX年以后，信访工作被提到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各级党委政府对信访工作的重视程度是空前的，在不断的探索中出现了新的现象 不同的路径 减少进京“非正常”上访人数，是让地方信访部门最“头疼”的问题，经过多年实践，江苏淮安、宿迁和辽宁沈阳等地的信访工作者都意识到疲于奔命地“截访堵人”是没用的，“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才是问题的核心，围绕这个共同核心，三座城市开始了不同的路径探索 淮安的“阳光信访”路起程得早，从XX年起，就利用干部“走下去”的做法消化了大量历史积案。现在，淮安利用“阳光信访”系统，一方面提供多渠道的“便民”信访服务，另一方面把信访问题的解决归类到各级职能部门，“问题解决在当地，矛盾化解在基层”，信访局的职能则被确定为“监督管理”。淮安市委副秘书长、信访局局长邱金义认为，“平时把矛盾解决好，越级上访才会少，中国信访工作解决问题的重点在县处级机构”，而淮安的路子代表了信访的未来趋势，邱金义进一步说，“信访局应该更名为信访服务管理局” 沈阳也是近年信访工作的“明星”城市。在XX年以前，沈阳市群众到各级部门的上访量，每年都在16万人次左右，进京上访和进京“非正常”上访人居高不下。严峻的信访形势倒逼政府必须采用“非常规”的手段解决问题。沈阳为此倾力打造的信访大厅，工作人员就有300多人，集公安、法院、民政、劳动、规划、房产、教育、城管、卫生等21个市直单位，专业骨干坐镇大厅，俨然一个“小政府”。而信访局也通过“管理这些骨干”而变得“有权处理事”。信访大厅成为全市信访工作的组织协调中心，以“集中权力”的方式“一揽子”解决信访问题 在宿迁，申湘琴一手建立起的“大信访格局”与沈阳模式有一些相似之处，宿迁市8个部门的人员长期在信访综合接待中心上班，另外还有8家联络单位。不同的是，宿迁的“信访形势平稳可控”，又不及沈阳“财大气粗”，选择以“各负其责归口办理”的方式来处理具体的事项 普遍的办法 尽管每个城市的实际情况不同，破解信访难题的路径也不同，但是一线的信访工作者在解决具体问题上的一些办法却具有普遍价值 早在XX年6月，宿迁市就率先出台了《宿迁市无理上访处理办法》，采取“县乡初审初定”、“县级集中会办”、“公开听证”、“申报市级认定”、“省级终极认定”和“社会公示”的“六步”工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