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扩权改革 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docVIP

深化扩权改革 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从“强县扩权”到“扩权强县”的一系列扩权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体制创新最具代表性的探索实践，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包括城市化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在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在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有必要对原有的扩权改革模式进行重新审视。 浙江扩权改革与城市化进程的互动演进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城市化走过了大力发展小城镇、全面实施城市化和率先推进新型城市化等3个阶段。考察浙江城市化进程，既有发达国家和国内其他省市城市化的一般规律，也有自己的鲜明特征。其中，扩权改革对浙江城市化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扩权改革加速县域经济发展进而助推了城市化进程。浙江扩权改革从扩大县级政府的财权起步。上世纪80年代初，在全国普遍推广“市管县”体制过程中，浙江根据自身实际，除宁波市外仍然坚持“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两保两挂”、“两保一挂”等政策。“省管县”财政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县级党委政府发展经济、培育财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催生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县域经济现象，在全国所有省区中第一个消灭了贫困县，在“百强县”中三分天下有其一，有力地驱动了全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产业和人口集聚，推动了中小城镇建设，也锁定了浙江城市化的主要路径：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相互促进，特色产业、专业市场、工业园区和城镇建设有机结合，城镇发展成为县域资源要素集聚的自然产物。这种发展路径相当有效地提高了浙江的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到XX年，浙江城市化水平从14％提高到57.6％，年均提高近1.5个百分点，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提高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3个百分点。目前，浙江城市化已超过世界50％的平均水平，大致介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平均40％与发达国家平均75％的城市化水平之间 县域经济与城市化发展强化了对扩权模式的路径依赖。首先。县域经济和城市化发展，极大地增强了浙江推行以强县为主要目标指向的扩权改革的自信心。第二，县域经济发展带来的要素资源流动、社会事业发展和公共服务诉求，增强了县级政府对于扩大财权以外更大的行政自主权的渴望。第三，扩权改革效应所催生的浙江现象，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并被视为浙江经验的“真经”，在全国兴起了学习借鉴这一体制创新成果的热潮。第四，中央多次在重大决定中明确，有条件的省份可以率先推行“省管县”体制改革。这意味着浙江过去一些曾遭非议的自主性探索，已被视作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浙江相关的探索性试验的合法性问题由此得到了彻底解决。这些因素都对浙江坚持和完善以强县为主要目标指向的扩权模式产生了强有力的激励作用，并对这种扩权模式产生某种依赖。考察浙江的扩权改革历程，走的始终是一条“扩权一强县一再扩权一再强县”的改革路径：1992年、1997年、XX年和XX年，浙江先后进行四轮“强县扩权”改革，在暂不涉及行政区划和行政层级的情况下，将部分原归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经济强县(市)，进一步扩大县级政府的发展自主权。XX年，浙江又凭借“强县扩权”积累的经验和自信心，全面实施了“扩权强县”改革。“扩权强县”和“强县扩权”尽管在扩权的意图、范围、方式和内容上都有区别，但最终的目标指向同样都是为了“强县”，即扩大县级政府管理权限，推动县域经济加快发展 以强县为主要目标的扩权改革影响了中心城市的发展。以强县为主要目标指向的扩权改革，对浙江城市化的推动既有历史性功绩，又有先天性不足。扩大县级政府权限，好处是避免了市刮县、市卡县现象，弊端是削弱了地级市政府的财政管理权限、统筹协调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抑制了中心城市的培育和极化效应。第一，现有中心城市普遍规模不大，空间不够，能级不高。与沿海省份相比，在地级以上城市中，我省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数量只有5个，明显低于山东(13个)、江苏(10个)和广东(10个)等省。第二，现有中心城市产业层次较低，多数以传统产业为主，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较为缓慢，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发展后劲不足。第三，现有中心城市经济总量大而功能不强。产业发展层次与周边中小城市相当，产业结构趋同，集聚辐射功能较弱，无法为产业水平提升提供相应的技术、人才、信息、金融等方面的支撑。中心城市发展滞后，严重影响了高端要素的集聚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剧了浙江经济的素质性、结构性矛盾。这些年。浙江致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但效果不好、进展不快，尽管有多种原因，但与扩权改革的制度设计是密不可分的 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需要树立扩权改革新思维 基于扩权改革与城市化的高度关联性，浙江在进入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的新阶段，必须对扩权改革思路进行重视审视，一方面，要祛除既有的弊端；另一方面，根据新型城市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