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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区的政治经济学 ——基于非均衡空间转型路径的特区模式研究 罗海平 摘要：短缺经济和软约束是转型经济中最明显的特征。为此，政府转型“承诺”的“置信度”尤其是“绝对置信度”是决定选择均衡还是非均衡转型路径的重要参数。转型个体的“依附性比较”能规避“转型风险”，并产生使转型始终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的“黏胶效应”和不断诱发转型“跟随者”的“羊群效应”。实行非均衡特区模式的转型路径由我国转型经济的初始条件和改革家精神共同决定。经济特区的“溢出效应”，将为后续非特区地区的转型创造更多的“转型回馈”。 关键词：特区模式 转型路径 非均衡发展 政治经济学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均衡”（Equilibrium）源自物理学中的“平衡”概念，特指相互对立的各种力量，同时作用于某个系统所呈现的合力为零,系统处于不改变原有运动的稳定状态。樊纲（1991）认为， “瓦尔拉斯均衡”则特指完全竞争条件下由对立市场力量（没有“第三方”施动者）自发作用实现的市场均衡，不仅包括对立的力量在量上均等（Equality）而且任何一种势力不具有改变现状的动机或能力,从而行为最优,或行为确定。随着凯恩斯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产生，均衡概念失去了“完全市场竞争”甚至“市场经济”的假设背景，特指“第三方”——政府对市场主体作用力（干预或计划）的差异性或“均等性”的描述，如“均衡的财政政策”“均衡的投资战略”(Balanced)以及转型经济的“非均衡转型路径”(Unbalanced)等等。Rosenstein-Rodan (1943)、Nurkse (1953)和Scitovsky (1954)基于经济体间存在的互补性和相关性，认为各个部门和区域都应该一起发展。Murphy, Shleifer和Vishny (1989)则证明了，在投资一定的情况下非均衡增长是没有效率的。而Hirschman (1958)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大规模投资，所以会先集中先投资一些优势部门。 “转型经济”具有“发展中经济”不同的属性和使命。罗海平，钟坚（2009）认为，转型经济体除了具有计划经济的制度背景外，更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市场化进程。为此，在没有成熟、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的转型期，第三方——政府的转型模式选择就成为影响转型绩效的重要因素。我国转型的最大特征不在于渐进性、二元性，而在于非均衡性。而特区模式的转型路径则是非均衡空间转型路径的最主要形式。厉以宁经济特区政府的有意识的行动John M. Litwack,Yingyi Qian（1998）认为，非均衡发展模式在中国的成功跟特区模式的特殊性相关。转型时期的中国并不具备均衡增长理论市场开放的现实背景，也不具备成熟的市场体系。且经济特区具有某些“境内关外”性质，主要发展和开拓外向经济，尤其是利用港澳台和华侨资源，相对于计划经济的完全封闭并不会存在与内地争抢有限投资资源的现象。总之，特区发展模式的非均衡并不存在Murphy, Shleifer, and Vishny (1989)等“均衡派”所担忧的内地后发地区会“拖”特区“后腿”。相反，特区借助优越的区位先行试验，不仅为整个计划经济的成功转型取得市场经济的经验，而且随着先发地区对内地市场的开放，“拉力”作用逐渐明显。从而经济特区成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催化剂（Catalysts for Transition）。为此，Litwack和Qian（1998）建立了非均衡经济特区解释模型（简称Litwack-Qian模型）。 二、体制转型、均衡陷阱与特区模式 一种成熟体制何以会向一个新的体制转变，改革何以能发生？并不是新体制产生了高于旧体制的收益和福利，而是在于人民对新体制的预期收益高于了旧体制的未来收益加上转型成本。要形成新体制收益和福利的正确预期，需要获取大量有关新体制的信息。然而旧体制处于维护自身的制度生存，并不会提供有关新体制的正面信息，相反提供大量有关新体制的“负信息”，以引导民众安于现状，减少幻想，继续停留在旧体制下。为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没有获取有关当前市场经济绩效最新信息的正规或官方渠道，即便有也仅是有关过去市场经济体制的零星“记忆”。所以，普通民众没有形成新体制预期收益的充足信息流。能接触外部世界、拥有最新外部信息的通常都是旧体制的统治上层。转型或改革的动机或行为往往也就来自于旧体制中能获取足够外部信息的最高“上层”或旧体制的精英阶层。所以，几乎所有的转型“呼声”都是先源自最高上层的内部（当然不排除旧体制边缘地带的局部基层实践）。 按照樊纲（2006）的分析，转型要能顺利进行，需突破新旧体制或两种势力的“相对锁定”与“绝对锁定”。相对锁定来自于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或新体制下利益受损者的阻挠。由于改革权力来自最高层，“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