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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公信力困境外部环境和调整摘 要:审判公信力是法治社会的基石。不良的外部环境是造成我国审判公信力困境的重要原因。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符合审判权规律要求的审判运行环境是化解我国审判公信力困境的重要一环,其中,理顺法院审判与人大监督关系、构建民事抗诉权有效运行机制、规范审判机关与新闻传媒的互动机制、规范审判机关与执政党组织的关系是亟需要做的突出工作 关键词:审判公信力困境;外界环境;关系 中图分类号:D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XX年一次的人大会议时间短,代表们对法院的工作报告基本上只能是听听、议议而已,提不出什么监督意见和改进的方案来,故而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也许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对法院监督权的虚化,立法机关推出了强化其监督权的改革措施――“个案监督”。但是,这种监督方式违背了司法的本质要求。第一,以监督权间接地代行了审判权。当人大和法院对案件处理的意见不一致时,由于人大拥有对法官的处罚权和人事任免权,法院往往不得不依照人大的意见处理案件,从而使人大成为个案处理结果的实际决定者而间接地获得了审判权,并为个别人大领导和代表借监督之名,影响审判公正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与干涉法院独立审判并无二致,其对审判公信力的损害是巨大的。第二,违背了审判的职业化特征。审判机关对案件的办理,是一项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科学性和程序性的工作,它只有通过审判人员依照法定程序直接审理,凭据法律和办案经验独立判断才能作出符合法律真实的决断。而人大往往不具备此种素质的人员,即使有,也因其未亲历案件的审理而未必能作出准确、合乎法律的判断。第三,“个案监督”损害了审判的终局性权威。在具体案件处理上,由于法院具有审判权,“法官之上无法官”,所以法院应当具有最终权威。允许人大对个案进行监督,等于认为在纠纷的解决方面除了审判权威以外还有人大的权力,这样一来,终局也就不成其为终局了。第四,到人大申诉的往往只是当事人一方,人大听到的往往只是一面之辞,其对个案进行监督的程序显然不如严密的司法程序更能公正地处理案件。这种根据一方观点的人大个案监督,显然违反了“任何人不能当自己的法官”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对一方当事人乃至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和正当程序的侵害。第五,个别人大代表就是案件当事人(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案件的代理律师,角色的混同导致这些代表往往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就自己的案件对法院“指手画脚”,即一面行使监督权,一面以公挟私,以提议案、建议、批评意见等形式,为与之有关的案件或人说情,以达到使自己或所受委托方胜诉的目的。这些不正常的情况常使法院陷入尴尬的两难境地。对人大来说,不但没有达到监督的效果,反而干扰了正常的司法审判、影响了审判公正,背离了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目的。监督是一把双刃剑,没有制度和法律的制约,就可能偏离法律程序。如一位学者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挂职后在谈感受时说到:“个别人大代表到法院去监督、视察,其实常常是对某个具体案件进行干涉……在法官的判决还没有出来之前,上级法院可以发正式的监督函给下级法院,政法委、人大内司委也可以发函到法院来,还有一个个领导在一方当事人反映材料上的批示。这一个个监督函、批示,从院长、副院长、庭长到法官,层次阅处下来,这案子法官还怎么办理?”[2] 2.现行民事抗诉制度致使检察机关角色错位。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关系,主要是在具体的诉讼案件中形成的,比如在刑事诉讼中,检察院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检察院代表国家行使抗诉权。这种关系设计存在着重大缺陷,集中体现在民事抗诉制度上。民事抗诉制度是指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裁判,发现确有错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请法院重新审理的制度。众所周知,民事权利具有私人性、自治性的特点,除非民事纠纷牵涉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否则国家公权不应强行介入当事人私权。按照“全面干预”模式构建的民事抗诉制度,违反了“私法自治”原理,造成了检察权的过度扩张,侵害了当事人的处分权。“民事诉权均为当事人自己所享有,属于私权自治的范围,是否行使应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检察机关强行介入一方当事人的私权,如果是属违背该当事人的意愿,则有公权干涉私权之嫌;如符合该当事人的意愿,对另一方当事人来说则意味着诉的权利机会极大不公平,双方地位难以做到平等”[3]。同时,检察机关因一方当事人申诉而提起抗诉并派员出庭,也会导致当事人诉讼地位和诉讼关系失衡。宪法明确了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然而从理论上说,“监督”和“参与”这两个角色是不能合而为一的。民事诉讼就像一场足球比赛,当事人是双方球员,法官是场上裁判,而检察院则类似于场外的第二裁判,他的职责就是监督场上裁判执法以保证球赛的正常进行。而现在这个场外裁判不仅对比赛评头论足,还要参与到比赛之中,帮助一方球员对抗另一方球员,其结果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