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草案与明清公案.doc

《物权法》草案与明清公案XX年夏，《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通过各种权威媒体向社会公布，以广泛征求意见。草案一经发布，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缘起于草案中有关“拾得遗失物”的有关规定。在法律上，被权利人(财产的所有人或占有人)遗失的财物称为“遗失物”，拾得他人遗失物的人被称为“拾得人”。我国在1987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对“拾得遗失物”制度的规定极为泛泛，而在《物权法》草案中，对于“拾得遗失物”则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如拾得人应当在XX年的儿子，救起了落水的弟弟而一家团聚的故事。《醒世恒言》第18卷“施润泽滩阙遇友”，则讲了一个名叫施夏的人，只因拾到他人遗失的六两多银子归还失主，从而积下阴德，逃过死难，诸事顺遂，成为一镇首富，寿至八十，无疾而终。这些讲因果报应的故事，正可以反证当时大多数人拾到遗失物是自己留用的 如果认为小说家言不足信的话，那我们就再来看一看我国古代立法中有关“拾得遗失物”的具体规定。作为中华法系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礼法合一”，也有人说是“法律的道德化、道德的法律化”。从古代“拾得遗失物”的法律规定中，我们也可以很好地了解到人们在“拾得遗失物”方面的道德要求 历代有关“拾得遗失物”的制度变迁 (一)西周时期的“大者公之，小者私之” 在私有制产生之初，很多民族都是按照“先占”的原则来处理遗失物的归属问题，任何脱离了主人控制的财物都归最先对这财物进行控制的人所有。这倒是很有些“先下手为强”的味道。据杂家的《吕氏春秋》和儒家的《礼记》的说法，西周时每年的“仲冬之月”(农历十一月)间，人们可以把在野外无人看管的马牛、拾到的任何遗失物都带回家去归己所有。这可能是先占原则的遗风。但以先占原则处理遗失物的归属问题难免会造成冲突，所以就有了法律来对先占原则加以限制。比如《左传 为他和各部族首领达成了“有亡荒阅”的协议，即和大家约定对于走失的牛马、奴隶不占为已有，而是要主动归还失主。《尚书“马牛其风，臣妾逋逃”时，不要自行越境追捕，获得者应主动归还。越境追逐及不归还者都要受罚(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倒像是一种具有“国际法”性质的盟约)。《周礼》一书也提到，西周时，凡是拾到他人遗失物的，应该交还到一个叫“朝士”的衙门中去，由这个衙门公告10天，失主可以在10天内前去认领。过了公告期仍无人认领的财物按照“大者公之，小者私之”的原则处理。即大的遗失物归公所有，小的遗失物归拾得人所有 “大者公之，小者私之”的法律很可能也是秦汉时期的规定。因为当时的汉儒在注释上述《周礼》的记载时就称这是和“今时”的制度是一样的。可见这一制度在中国古代延续了很长的时间 (二)唐宋元时期苛贵的规定 《唐律疏议》的杂律明确规定，拾得遗失物的，必须在五日内上交当地官府，如果不交就是犯罪，要处以笞三十的刑罚。每迟交一天罪加一等，最高要处杖一百。官府收到上交来的遗失物要公告一个月；如无人认领，再在各地的交通要道公布失物清单；半年(牲畜是一年)后还没有人来认领的，归官府所有。拾得人一概不能得到任何报酬。显然这一法律规定是将“拾金不昧”作为全体百姓的义务了。《宋刑统》也在其杂律中继承了这一规定。后来蒙古人入主中原，法律也依然沿用这样的原则 (三)明清时期较为宽松的规定 明朝法律虽说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唐律，但在“拾得遗失物”方面却对唐宋法律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在《大明律》中只简单地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在五日内送官，违者笞十下。但同时又规定，如果失主在官府公告的一个月内前来认领，应付给拾得人相当于原遗失物价值二分之一的报酬；超过一个月无人认领，遗失物就归拾得人所有。这项法律实际上等于宣布：所有人一旦丢失了财物，也就至少失去了该财物价值的二分之一。明朝的这项法律又为清朝全盘继承，就这样长期实施了500多年。而从前述的明清小说中的描写，我们可以得知报官的程序在实际中已经变得可有可无了 制度变迁中折射出的舆论导向和价值观念的变迁 在“拾得遗失物”的立法方面，从西周的“大者公之，小者私之”的处理原则，到唐宋元时期的绝对义务原则，再发展到明清时期保护拾得人利益的规定，制度的历史变迁十分明显。笔者认为，在制度变迁的背后所折射出的则是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法史研究者深思 西周时期，为解决“先占”原则所引起的不良社会效果，规定了拾得遗失物应归还失主的基本原则，这较“先占”原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到了秦汉时期，“道不拾遗”则被视为是“教化大行”的主要标志，社会舆论普遍倾向于称颂“拾金不昧”的社会风尚。一个地方是否有“道不拾遗”的淳朴民风，也成了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在“礼法合一”的古代，这样的价值和舆论导向自然会反映到法律的制定及实施上。如在南齐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