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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的辉煌：挑战及前瞻 论文频道一路陪伴考生编写大小论文，其中有开心也有失落。在此，小编又为朋友编辑了“环境法的辉煌：挑战及前瞻”，希望朋友们可以用得着!从1979年9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算起,中国的环境法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在这30年的过程中,我国的现代环境法已经从无到有,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法律部门。可以说,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中,环境法是发展迅速的法律部门之一。这种迅速发展,一方面是我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整个国家法治推进的必然结果。一、一部被原则通过的试行法及其历史意义1979年9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原则通过了在中国环保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它被学界称为中国的环境保护基本法。该法共分总则、保护自然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环境保护机构和职责、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奖励和惩罚、附则共7章33条。该法是我国现代环境立法的开端,也为此后环境法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我国在结束了”十年动乱”以后,为了解决无法可依的局面,需要制定大量的法律和法规。但当时的立法资源却异常紧张,除了立法的人力资源匮乏外,还有立法的时间安排也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环境保护法(试行)为什么能在许多人还没感受到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明显威胁之时,继宪法(1978.4.18)、森林法(1979.3.21)、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1979.7.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1979.7.4)、人民检察院组织法(1980.1.1)、人民法院组织法(1980.1.1)、刑法(1980.1.1)、刑事诉讼法(1980.1.1)、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79.7.8)等屈指可数的9部法律制定之后成为第10部被制定和颁布的法律?这其中的背景值得探究。这部法律之所以能被如此早地提上议事日程,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当时的经济虽然不太发达,但环境污染和破坏却已十分严重。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特别是全民大炼钢铁和国家大办重工业时,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处于动乱之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明显加剧。在此期间,经济建设强调数量、忽视质量,片面追求产值,不注意经济效益,导致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一些新建项目布局不合理;一些城市不从实际出发,盲目发展,加剧了这些城市的污染;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一些地区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毁林毁草、围湖围海造田等问题相当突出。当时的大连湾“涨潮一片黑水,退潮一片黑滩,因污染荒废的贝类滩涂5000多亩,每年损失海参1万多公斤,贝类10多万公斤,蚬子150多万公斤。”[1](P·5)第二松花江吉林段出现严重的有色污染带,导致鱼虾绝迹,江中沉积的汞达200多吨,一些渔民先前食用江中含汞的鱼虾贝类,出现了类似日本水俣病的征兆[1](P·6)。由于生态破坏,我国当时的水土流失面积达到153万平方公里,每年冲走的泥土达50亿吨,相当于全国耕地1厘米厚的土层被冲走[1](P·18)。这种严重的环境问题,逐渐为国家领导人所重视。国外环境污染与公害的事件使中国有所警醒。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重建家园的强烈愿望,世界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热”。经济发展把一个饱受战争创伤的世界,在短短几十年里推向一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工业化时代。然而,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工业化道路虽然扩大了人类对自然的正面利用,但同时也加剧了自然对人类的反面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工业发达国家,相继发生了一系列的“公害事件”。其中最有名的是“八大公害事件”这些触目惊心的环境公害事件引起了我国领导人的高度警觉。特别是在邻国日本发生的四起公害事件,促使我国政府思考环境保护的问题。这种警觉的结果,当然地就会反映在国家的政策和立法中。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我国政府派出了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出席联合国会议人数最多的一个政府代表团参加会议。通过这次会议,我国高层的决策者开始认识到中国也同样存在着严重的环境问题,需要认真对待。由此,1973年8月,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32字方针和我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至此,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开始起步。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宪法中对环境保护作出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