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与陈毅巩固游击队内部领导艺术.docVIP

项英与陈毅巩固游击队内部领导艺术红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前夕，项英被委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苏区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之职，陈毅被委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之职，留在南方领导游击战争。他们由此经历了一生中最艰苦的三年时日。三年里，他们无时无刻不是在敌人的“围剿”中度过的。接连的军事失利和敌人在老百姓中施行恶毒的“保甲连坐”法，使他们的生存和活动空间急剧萎缩。为了保存自己，只能“整年整月在山里睡，外面跑。春天雨水多，全身都是泥巴，两个多月没干过。吃的是野草、杨梅、笋子和蛇。根本不是过人的生活，像野兽一样”。三年中，陈毅只进过两次房子，看见四次山外的老百姓。这样的景况，当今的人们绝对想象不到。怎么会是这样呢？盖因三年游击战争“是最残酷而最尖锐的斗争，这种残酷性和尖锐性，不单反映在与敌人的斗争中，而且反映于党内斗争”。与卷土重来、急于报复的敌人进行斗争，其残酷性、尖锐性自不待言。党内斗争为什么也那么残酷、尖锐？原来其时的党内斗争，主要的并非一般的思想斗争，也非小组织小团体间的宗派斗争；而是“为了党的路线而奋斗到底的英勇将士”，反对“一部分为了个人利益而违背党的利益的家伙，以及只知为个人前途计算而不肯为党的革命而斗争的人们”。由于一边是“像野兽一样”的非人生活的煎熬，一边是敌人不断的封锁、“围剿”、欺骗、引诱，这样的生活容易让人感到前途渺茫，不知何日才是出头的一天。因而在游击队内部容易发生动摇、逃跑、甚至叛变的现象。昔日的同志、战友，一旦成了对立面，他们就会起到本来的敌人所不具备的破坏作用，而严重危害党、危害革命。中央军区原参谋长龚楚叛变投敌后，主动带领伪装成“红军游击队”的粤敌，去北山偷袭我游击队指挥中枢，就是极为恶劣的一例。像这种情况下的党内斗争，还能不残酷、尖锐吗？ 事情还不止于此。在自然界的和敌人的双重挤压下，游击队的一些领导人竟然官架子十足，领导方式依然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那一套，对下级和战士颐指气使，非打即骂，再加威吓惩办。如七十团团长肖湘林（后叛变），对部下非打即骂，且任意枪杀。他还不顾实际，强令部队硬打强攻，严重削弱了部队。在生活上则贪图享受，拿公家的钱大吃大喝、大肆挥霍，“简直无荤不下饭”。“下面的人敢怒不敢言”，因此形成“对于领导同志的恐惧和不满”，终于离心离德，以至离队而去 因此，巩固内部就成了一个关乎游击队生死存亡及发展壮大的重要问题。怎样来巩固？起先有的主张对那些动摇逃跑的，抓回来就斗，斗了再杀；对讲怪话的，也斗，要斗到他改口。然而，这样做却适得其反，“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帮助了敌人”，项英、陈毅他们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客观地分析了造成逃跑、叛变和讲怪话的环境因素、思想因素，从而得出了“要巩固内部，主要靠教育、说服，靠民主解决问题”的共识 他们首先从政治教育入手，“从政治上来坚定党的动摇分子”，并教育有个人主义表现的人。陈毅对其时的政治形势作了正确分析，他指出：时局的发展是日本人一定要进一步侵占华北，侵占全中国。到时，全国的抗日战争必然到来。我们的游击队坚持到全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就是我们的胜利。我们有几个人就可以成立几百人的队伍，有几百人就可以成立几千人的抗日队伍，有几千人就可以成立几万人的队伍。我们这里就成了一个抗日中心。抗日战线要加强，国民党一定会派人来找我们合作，派军乐队来欢迎我们下山。这个分析很有道理，很能鼓舞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远见是正确的。他们也不讳言当时真实的情况，不赞成逼着人家革命，逼着人家受苦；主张愿意革命的就留下，不愿意坚持革命的可以回去，决不能绑着人家来革命。但是有一条，就是要求回去的要站稳阶级立场，如被敌人抓到了，无论如何不要多事，不要叛变。那时“有一个主要标准，一切错误分子只要他不投降敌人，我们总是用耐心的教育去争取他，相反的我们对他应该提高最高的警觉性，否则就是帮助了敌人”。有些人听了陈毅的话还是有顾虑，怕说他是动摇分子，怕被“解决”，不敢暴露内心的想法。陈毅就又推心置腹地开导他，并且由组织出面采用派遣的方法，给他路费，给他换好衣服，像老百姓一样；再派交通员把他带到路上，带到黄色村庄（按：指由“白皮红心”的革命者主持的敌占村子）。临别还不忘告诉他：你出去以后再回来也可以。遇上回去的同志被捕、被关，游击队还尽量进行营救。这些政策一实行，原先想走的人多数不走了。少数走了的，被敌人抓住后逃出来，又回到游击队里 其次是改进领导方式，“保持民主自由，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在这一点上，项英特别强调“领导者自己的模范作用”。他认为，任何纪律、任何困难，领导者自己要绝对遵守，不怕任何苦；任何危险和困难，坚持不动，才最有利于在这种模范作用带动下克服任何不良现象，巩固自己的阵线。“这在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候有左右全局的意义。”事实正是这样，游击队领导机关、